刀片练到第三周，师父带我去火车站。
不是让我干活，是让我看。他亲自上手。售票厅门口人多，排队的、挤来挤去的、扛着大包小包的。他蹲在角落里，手里夹着刀片，眼睛盯着人群。我在旁边看着，手心全是汗。
目标是一个中年男的，穿着皮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把包夹在腋下，挤在窗口买票。师父站起来，走过去，蹭了他一下。就一下。前后不到两秒。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皮夹子。不是公文包，是口袋里的皮夹。
我都没看清他怎么下的手。
出了火车站，他把皮夹子打开，里面有一沓钱，十几张十块的，还有几张票证。钱抽出来，皮夹子扔进了垃圾桶。钱揣兜里，动作自然，像掏自己东西一样。
“看清了吗？”他问我。
“没看清。”
“那你再看一次。”
他转身又进了售票厅。这次更快。一个拎编织袋的老头，棉袄外面的口袋被划了一道口子，里面的手绢掉了出来，师父接住了，没让掉地上。整个过程老头一点感觉都没有。手绢里包着几十块钱，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师父把钱拿走了，手绢和纸条塞回老头口袋里。
“看明白了吗？”
“明白了一点。”
“刀片不是割，是划。力度刚好划破布，不伤里子。你练的纸是两层，棉袄也是一层布一层棉花。力度差不多。”
回去之后，他让我拿旧衣服练。他把一件破棉袄铺在桌上，口袋里塞了布条，让我用刀片把口袋割开，不伤里面的布条。我练了五天。手上全是口子，棉袄也被割得稀烂。第六天，他检查了一下，看了一眼划口，说“凑合能用”。
那天晚上，他破例没喝酒。坐在桌前，把那把用了多年的刀片拿出来，在灯底下擦。刀片是飞鹰牌的，用了很久，边上磨得发亮。
“皓子，你知道刀片和别的工具不一样在哪吗？”
“快。”
“快是一方面。主要是没声音。刀片划过布，沙一声，比蚊子叫还轻。你要是用剪子，咔嚓一声，十里地都能听见。”他把刀片包在手绢里，收进抽屉，“干这行，最重要的不是手快，是没声音。人还没反应过来，事已经办完了。”
第七天晚上，他带我出去“看活”。不是偷东西，是看活——看哪里有活干，谁可以下手。
我们沿着火车站旁边的街走了一圈。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保持几步距离。走到一个小旅馆门口，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里面，继续走。走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前，他又停了一下，跟摊主聊了两句，买了两根香蕉，给我一根。
“看到那个穿西装的了吗？”他咬着香蕉，眼睛看着马路对面。
一个男人从旅馆里出来，穿着灰色西装，拎着一个棕色皮箱，站在路边等车。
“外地人。从南边来的，说话是那边口音。住这种小旅馆，说明不是什么大老板。但拎皮箱，说明身上有货。这种可以干。”
“什么时候干？”
“不急。先跟着，看他去哪。”
我们跟着那个男人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人多，挤。师父站在他后面，我站在师父后面。车开了一站，那男人下车了。师父没下。他拽了我一下，我没下去。
“为什么不下？”我问。
“他下车的地方是居民区，不是商业区。他去那边不是办事，是住。明天早上再跟。”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师父叫我起来。我们到了那个居民区，在路口等着。七点多，那男人出来了，拎着皮箱，走到路边吃早点。坐在小摊上，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吃得很慢。
师父蹲在马路对面，抽着烟。等那男人吃完了，站起来，师父也站起来，跟在他后面。
跟了两天。第三天，师父动手了。在火车站售票厅，那男人掏钱买票的时候，师父从后面挤了一下，皮夹子就没了。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那男人买了票，把钱包揣回兜里，走了。他不知道自己被偷了，一直到检票的时候可能才发现。
那天晚上，师父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十块的，剩下的放桌上。
“这是你这个月的伙食费。”
我没拿。“师父，我不想干这个。”
他把钱收回去，没问我为什么。
那一夜我睡不着。不是怕，是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那个男人在早点摊上吃油条的时候，我离他不到十米。他穿着灰西装，头发梳得整齐，像个小干部，可能是出差，可能是办事，可能家里有人等他回去。他的钱没了，怎么回去？
师父第二天没带我出去。他在家喝酒，我练刀片。练着练着，手上的口子又裂开了，血糊在刀片上，我没擦。
“师父，你不怕被抓吗？”
“怕。”
“那你为什么还干？”
他把杯子放下，看着我。“我当过兵，复员之后分配的工作，没干两年就下岗了。没有手艺，没有地，没有房子。不干这个，吃什么？”
我没接话。
“你以为我想干？”他声音大了，“谁不想堂堂正正活着？但你没钱，没本事，谁给你堂堂正正的机会？”
我没再问了。那天晚上他又咳了一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他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
他睡着之后，我把刀片拿出来，在灯底下看。刀片很薄，边缘锋利，在灯光下闪着寒光。我夹在指缝间试了试，手感已经熟了。但我还是不想用它。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动手之前，已经跟了那个男人好几天。选他，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没有背景——外地人，出差来齐市，丢了钱也不会久留，报警了也不了了之。师父不是什么人都偷的。他有他的规矩。
可规矩是规矩，干的事就是干的事。什么理由都改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