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7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见到莫原野。
九月的风从梧桐树的缝隙里穿过，带着桂花的甜腻和一股说不清的凉意。我抱着厚厚的画板从美术楼出来，天色已经暗了，路灯还没亮，整条梧桐大道笼罩在一片灰蓝色的暮霭里，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画。
他靠在最老的那棵梧桐树下，白衬衫的领口松松垮垮地敞着，袖口卷到小臂，手里夹着一根烟，火光在暗色里明明灭灭。
我没有在意他。
这所学校里多的是装深沉的男生，抽着烟靠在树下，以为自己是王家卫电影里的男主角。我见得太多了，多到我连翻白眼的力气都懒得费。
可是当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了。
“沈梧桐。”
他叫我名字的方式很奇怪，不是疑问，不是确认，而是一种笃定的、了然的、仿佛已经叫过千百遍的语气。
我停下脚步。
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的声音——太低了，低得像大提琴最沉的那根弦，在这个初秋的傍晚，在这个灰蓝色的光线里，猝不及防地撞进我的耳朵里，然后一路往下坠，坠到心脏最柔软的那个角落，碎成一地。
我转过头看他。
路灯恰好在这个时候亮了，昏黄的光一层一层地漫开来，照亮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极好看的脸。眉骨很高，眼窝很深，鼻梁像山脊一样挺直，嘴唇的弧度却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柔软。他整个人像是被光影雕刻过，每一处棱角都恰到好处，多一分则太锋利，少一分则太寡淡。
但真正让我心头一颤的不是他的脸，而是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太深了，像是藏着无数个暗涌，所有的情绪都被压在最底层，你只能看到表面那层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光。可就在那层光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烧，在涌，在叫嚣着要破土而出。
他看着我，目光定定的，不闪不避。
我被看得有些不自在，皱眉道：“你谁啊？”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烟掐灭了，烟蒂随手揣进裤兜里——这个小动作和他整个人散漫的气质形成了微妙的冲突，一个随手丢烟头的人才符合他的样子，可他没有。
他说：“我叫莫原野。”
顿了顿，他笑了。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笑。不是友善的，不是挑衅的，不是礼貌的，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近乎悲伤的温柔。像是你找了很多年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可你又不敢确定它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
“莫原野。”他又念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像是在对我做最后的确认，“记住这个名字，沈梧桐。以后你会用到它的。”
说完他就走了。
白衬衫在路灯下泛着微微的光，他的背影很瘦，肩胛骨的形状透过薄薄的衣料若隐若现。他走路的姿势很好看，不急不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哪里都不想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在了梧桐大道的尽头。
“神经病。”我嘟囔了一句，转身往宿舍走。
可那句“以后你会用到它的”，像是咒语一样，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夜。
我是沈梧桐。
这个名字是我妈起的。她说梧桐是吉祥的树，能引来金凤凰。她大概希望我成为那只金凤凰，可惜的是，我在她去世之后，越活越像一只野鸡。
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十五岁，初三，正是最要命的关头。她是突发性脑溢血，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说“梧桐，晚上妈给你做糖醋排骨”，下午我就被班主任从教室里叫了出去，走廊上的日光灯白得刺眼，班主任张了张嘴，眼圈红了。
我没哭。
从学校到医院，从医院到殡仪馆，从殡仪馆到空荡荡的家，我都没哭。我像一个被人抽走了灵魂的木偶，机械地完成着每一个步骤，签字、鞠躬、烧纸、选骨灰盒，甚至还能客客气气地跟来吊唁的亲戚说“谢谢”。
直到所有的人都走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客厅里还放着她早上出门没来得及收拾的碗筷，厨房里还泡着她准备晚上做的排骨。
我端着那盆泡在水里的排骨，看着我之前画的妈妈的画像，忽然就哭了。
那是我哭得最惨烈的一次。不是那种嘤嘤啜泣，而是嚎啕大哭，哭得浑身发抖，哭得喘不上气，哭到最后胃里翻涌，趴在马桶上吐得天昏地暗。
然后我再也没有哭过。
我妈走后的第三天，我爸就带着一个女人进了家门。那个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指甲涂得血红，身上喷着浓得呛人的香水。她身后跟着一个女孩，比我大一岁，叫姜听雨，长得清清秀秀的，低着头不说话。
我爸说：“梧桐，这是你林阿姨，这是你听雨姐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看着那个女人，看着她血红的指甲，看着她打量这间屋子时眼睛里掩藏不住的嫌弃，忽然就笑了。
我说：“好。”
我没有闹，没有吵，没有摔东西。我甚至主动喊了“林阿姨”，喊了“听雨姐姐”。我爸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和愧疚，但他很快就被林阿姨拉去商量重新装修的事了。
他们动作很快，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妈留下的痕迹抹得干干净净。我妈最喜欢的碎花窗帘被换成了厚重的遮光布，我妈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被扔到了阳台角落，卧室里我妈的照片也被收进了储物间，我的好多画，作品奖杯也被收走，取而代之的是林阿姨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那张全家福上，我爸笑得一脸灿烂，林阿姨依偎在他怀里，姜听雨站在他们中间，三个人看起来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而我，沈梧桐，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被留在了这个曾经属于我的家里。
高一那年我学会了抽烟。躲在教学楼的厕所里，跟几个同样不学好的人混在一起，呛得眼泪直流还在装酷。后来抽出了感觉，烟雾从喉咙灌进去，再从鼻腔喷出来，那种微微的晕眩感能让我短暂地忘记很多东西。
高二那年我学会了打架。起因是姜听雨那个小贱人。她在学校里装得温温柔柔的，好学生，乖乖女，老师喜欢同学爱，可她转头就在我背后捅刀子。我跟一个男生走得近了些，她就跑去告诉那个男生的女朋友，说“梧桐勾引你男朋友”。
那个女生的巴掌扇过来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躲。
不是因为躲不开，而是那一巴掌落在我脸上的声音，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某个一直关着的门。
我把那个女生的头按在洗手池里，拧开水龙头，听着她的尖叫和水声混在一起。后来她叫来了人，七八个人围着我打，我抱着头缩在墙角，嘴里全是铁锈味。
我没有哭。
全程没有掉一滴眼泪。
晚自习结束后，我拖着青紫交加的身体从校门口出来，脸上还挂着干了的血痕。路过的学生都绕着我走，像是躲什么脏东西。
然后就看到了莫原野。
他还是穿着白衬衫，靠在马路对面的电线杆上，手里没有烟，只有一瓶冰红茶。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从上到下，慢慢地扫了一遍，最后停在我脸上的伤上。
我等着他问“你怎么了”。
或者“你没事吧”。
或者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境下会问的话。
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把那瓶冰红茶递了过来，盖子已经拧开了，瓶身上还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我看着那瓶冰红茶，又看着他。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两道影子在地面上交叠在一起，像两个沉默的灵魂，在夜色里无声地拥抱。
“我不喜欢喝这个。”我说。
“我知道。”他说，“但你现在需要甜的。”
我愣住了。
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动听，而是因为他的语气——太自然了，自然到像是他已经说过了无数次，自然到像是在某一个我不知道的时空里，他和我就该是这样相处的。
我没有接那瓶冰红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