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迟的手指触到纸页的瞬间，某种冰凉的东西从指尖蹿上手臂。
这是十五年前的纸张，边缘已经泛黄卷曲，但字迹依然清晰。老记者用的是蓝色钢笔，字很小，一行接一行，密密麻麻像某种沉默的控诉。
“1998年11月15日晴”
沈迟低声念出第一行，心跳突然加速。
日记的内容很详细。老记者记录了他如何注意到红星机械厂的账目异常，如何暗中调查，发现周德明和赵德明在三年内挪用了超过八十万的公款。
“八十万。”沈迟喃喃，“九十年代的八十万。”
他继续往下翻，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老记者与工厂员工的对话。有几个人愿意开口，说周德明经常在财务科办公室待到很晚，赵德明则经常出差“谈业务”，但实际上据说是去赌博。
沈迟的手指顿了一下。
日记翻到中间部分，纸张明显变得粗糙，字迹也开始潦草。老记者发现了更关键的东西——沈国栋死前一周，有人看到他被叫到财务科办公室。
“11月18日”
老记者写道：我找到沈国栋的技术员同事，据他说，沈国栋那几天脸色很差，经常一个人坐在车间里发呆。有人听到他打电话时说“你们不要逼我”，但不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
沈迟的呼吸变得急促。
他继续翻，最后几页，日记的内容突然变得压抑。老记者写道，他准备向上级举报，但在提交报告的前一天，他的妻子突然生病住院花光了积蓄，他不得不暂停调查。等他处理完家务事，准备重新开始时，沈国栋已经“自杀”了。
“1999年1月20日”
老记者写道：沈国栋死了。官方说法是抑郁症自杀。但我查过，他生前没有任何抑郁倾向，也没有服用过相关药物。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可能突然自杀？
沈迟的手指微微发抖。
他翻到最后几页，日记的纸张比其他地方更脆，字迹也更凌乱，像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写成的。
“1999年3月5日”
老记者写道：我找到了关键证据。沈国栋死前一周，周德明曾三次找他谈话。第一次是1月12日，第二次是1月14日，第三次是1月16日。三天后，沈国栋跳楼。
沈迟的眼睛猛地睁大。
老记者还记录了他如何找到沈国栋留下的证据——一个藏在工厂更衣室柜子底部的信封，里面是周德明和赵德明挪用公款的详细记录，还有沈国栋写的一封举报信。
“证据我藏起来了。”老记者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拿。沈国栋不是自杀，他是被害的。那些人以为事情结束了，但他们错了。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沈迟合上日记本，手心全是汗。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音。陈守业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一直没说话，此刻才开口：“怎么样？”
沈迟抬起头，眼眶发红：“他说我爸是被威胁的。周德明和赵德明挪用公款，让我爸背黑锅。我爸不肯，他们就用……”
他没说完，但陈守业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们用什么威胁。”
沈迟愣住了：“您知道？”
陈守业叹了口气：“你爸去世后，我调阅过当年的案件记录。档案里有一份你父亲的体检报告，显示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一个没有病的人怎么可能突然自杀？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但没人相信。”
沈迟攥紧日记本，指节发白。
“还有这个。”他从日记本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后是一张清单，上面列着日期和金额，“这是老记者记录的，周德明每次找我爸谈话的时间。还有这个——”
他指着清单末尾的一行小字：证据已转移，安全。
“老记者把我爸留下的证据藏起来了。”沈迟的声音发抖，“他藏了十五年。”
陈守业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天色已暗，路灯刚刚亮起。
“他在等。”陈守业说，“等一个能为他讨回公道的人。”
沈迟沉默了很久。他低头看着日记本，扉页上那行字再次映入眼帘：红星机械厂调查笔记——周德明。
十五年。
一个陌生人，用十五年的时间守护着一个秘密，直到死都没有放弃。
沈迟突然觉得鼻子发酸。他吸了吸气，把情绪压回去，然后站起身。
“陈警官，”他说，声音很稳，“我们有证据了。”
陈守业转过身，看向他。
沈迟把日记本和清单一起递过去，眼神坚定：“这些够了吗？”
陈守业接过，翻看了一遍，眉头渐渐松开。
“够。”他说，“但还不够。周德明背后还有人。十五年前他能逃脱，说明帮他的人还在。”
沈迟点头：“我知道。”
他转身看向窗外，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城市。远处的霓虹灯闪烁，像无数双眼睛在暗中注视。
“但至少，”他说，“我们现在有方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