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师父的第三天，他开始教我规矩。
那天早上下着小雨，他没出门，坐在桌前喝酒。我蹲在门口，看雨从屋檐上往下淌。他喝了几口，放下杯子，说：“过来。”我坐过去。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拆开，把里面的烟倒在桌上，只剩下一个空盒。
“今天教你第一条规矩。”他把空烟盒放在桌上，又从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币，一张一块的，一张两块的，放在烟盒旁边。“这三样东西，你只能拿一样。你拿哪个？”
我看了一眼。烟盒不值钱，一块和两块加起来也才三块。这算什么规矩？
“拿两块的。”我说。
他没说对也没说错，把钱收回去，把烟盒也收回去，重新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块的，一张五块的，一张两块的。“再选。”
“十块的。”
他又收回去。这次掏出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混在一起，放在桌上。旁边放了一个钱包，鼓鼓囊囊的。还有一个旧手表，表带断了。“选。”
我看了一眼钱包，看了一眼钱，看了一眼手表。钱包鼓，里面肯定有钱。手表是旧的，不值钱。钱摆在明面上，数了数，不到五十块。
“钱包。”我说。
他把钱包打开，翻过来给我看。里面是空的。塞了一团报纸，撑得鼓鼓的。
“你选错了。”他说。
“那应该选哪个？”
“钱。四十六块。够你活半个月。钱包里是空的，手表是坏的。你只看表面，没看里面。”
他没再拿东西出来，靠在椅子上，喝了口酒。
“看东西不能光看外表。看人也一样。有些人穿得好，兜里没钱。有些人穿得破，身上有货。你得学会分。”这条规矩，我后来用了一辈子去学。
第三条规矩是“不能贪”。
他让我去火车站盯一个人。不是偷，不是骗，就是盯。看那个人从哪来、去哪、身上带了什么、跟什么人说话。那人是个中年男的，穿着灰棉袄，拎着一个黑色皮包。我盯了他两个小时，从售票厅跟到候车室，又从候车室跟到广场。他买了去北京的票，一个人，没跟任何人说话，皮包一直夹在胳膊底下，没松开过。
我回去跟师父说了。他问：“他身上有什么？”
“钱。皮包里有钱。”
“你怎么知道？”
“他买票的时候掏出一沓，十块的，至少有十几张。”
师父点头。“你没动手是对的。那种人，看着像普通人，其实不是。他买票的时候掏出一沓钱，是故意的。谁看到了都会盯上他。你要是动手，就上当了。他是铁路公安处的，专门钓鱼的。”
我后背凉了一下。钓鱼的——便衣。我盯了他两个小时，他可能早就发现我了。
“你在候车室盯他的时候，他起身换了三次座位。你没注意到？”我想了想，换了三次，好像有。第一次是从第一排换到第三排，第二次是从第三排换到靠窗户那边，第三次是他站起来往厕所方向走，又回来了。我当时以为他是等车等得不耐烦了。
“他在看有没有人跟着他。你没发现，说明你功夫还不到。”师父把杯里的酒喝了，“下次注意。”
第四条规矩是“不能留尾巴”。
他讲了一个故事。早年在沈阳，有个人做了个局，骗了一个做生意的，挣了一大笔。钱到手了，人也跑了。但他没处理干净——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地址。那人顺着地址找到了他，打断了他三根手指。
“那个人就是我。”师父伸出左手。他的手指是齐的。我看着他的手，没看出哪根断过。“后来接上了，但使不上劲。所以我现在不太动手，动嘴多。”
我盯着他的手指看了几秒，心想这是真的还是编的。
“你以后要是做局，记住，每做一件事，想想会留下什么。能烧的烧，能毁的毁。别让人顺着东西找到你。”
他开始教我手艺。摸包。桌上放一个碗，碗底下压一张钞票，让我在不碰碗的情况下把钞票抽出来。练了一上午，碗倒了无数次，钞票没抽出来几张。他没急，在旁边抽烟，看我练。
“手要轻，指头要活。你使劲攥，什么也攥不住。松一点，反而拿得住。”
我换了个手法，食指和中指夹住钞票的一角，慢慢往外抽。碗晃了一下，没倒。抽出来了。他看了一眼，没说话，又加了一张钞票，两张叠在一起。更难了。两张之间摩擦力小，抽一张另一张跟着动。
练了一个星期，我能从碗底下抽出三张叠在一起的钞票，碗不倒。
下一步是刀片。刮胡刀片，薄，快，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他让我用刀片划一张纸，纸是糊在墙上的，只许划破第一层，不许伤到第二层。我第一刀就透了，墙皮划出一道口子。他拿腻子把墙补上，让我继续。
练了半个月。手上的口子一道接一道，拿刀片的那两根手指缠满了胶布。睡觉的时候疼，醒了继续练。
有一天晚上，我练完刀片，手上又多了两道新口子。他在旁边喝酒，突然说了一句：“皓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教你这些？”我说不知道。他把酒喝了，放下杯子。“因为我快死了。”
我手里的刀片差点掉了。他笑了笑，皱纹挤在一起。“不是现在。快了。我死了，你得有口饭吃。”
后来我才知道，他没骗我。他的肺不好，咳了两年了，一直没当回事。咳得厉害了就喝酒，喝完能顶一阵。他觉得去医院没用，治也治不好，白花钱。
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些。以为他就是累了，或者喝多了说胡话。
那天晚上，他咳了很久，咳得弯着腰，手扶着桌子，脸涨得通红。咳完了，他擦了擦嘴，把手绢塞回兜里。
“睡吧。”他说。我躺回沙发上，听着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