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夏天，我收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一本《沈从文文集》，管理员过来找我，说有人在校门口等我。我愣了一下，在北京我没什么熟人，谁会来找我？
我走到校门口，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儿，穿着一件半旧的白色短袖衬衫，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他看见我，笑了：“你是李春燕？”
“我是。您是？”
“我叫赵明远，在省文联工作。你写的那篇《青海湖畔的母亲》，我们看到了，写得很好。这次来北京开会，顺便来看看你。”
省文联？我有点懵。省文联的人来找我干啥？
赵明远看出我的疑惑，笑着从提包里掏出一本杂志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本《青海湖》文学月刊，比县文化馆的那本油印刊物正式多了，印刷精美，封面是一幅版画，画的是青海湖和远山。
“你的那篇文章，我们转载了，发在这一期。”他翻到其中一页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标题下面果然印着我的名字——李春燕。旁边还配了一幅小小的插图，画的是一位藏族妇女在湖边放羊。文章被排成了铅字，整整齐齐的，比我手写的稿纸好看一百倍。
我的手指在那一页上摩挲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赵明远在旁边等着，不急不躁的，笑眯眯地看着我。
“赵老师，”我抬起头，“这……这是真的吗？”
他笑了：“当然是真的。我们觉得你这篇文章写得好，有生活，有真情实感。青海的文学刊物，当然要发青海的作者写青海的文章。这次来北京开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顺便来看看你。你在北大念书，又是青海出来的，不容易。”
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本杂志，阳光照在封面上，反着光。
校门口人来人往的，有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过去，有人在跟门卫说话，有人抱着书匆匆走过。可我觉得周围的声音都远了，远得跟隔了一层玻璃似的。
“赵老师，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用说什么，”他说，“好好写。你才大三，路还长着呢。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的文章有人看，有人认。别停下来，继续写。”
他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稿费，不多，是个意思。”
我接过来，捏了捏，有点厚度。后来打开数了数，十五块。十五块钱，在北京不算什么，在北大食堂也就够吃一个星期的饭。可这笔钱不一样，这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换来的，是我用自己的字换来的。
赵明远走的时候，在校门口跟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暖，握得有力气。“李春燕，”他说，“青海的作者不多，能写出来的更少。你是青海出去的，别忘了青海。”
“我不会忘的。”我说。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对了，你那篇写放羊的短篇，我也看了。有潜力，可还得磨。别急，慢慢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站在校门口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杂志，翻开到那一页，又看了一遍。
文章还在，字还是那些字，可印在纸上，感觉不一样了。好像它们不是我写的，是从青海湖里长出来的，顺着水流到了北京，流到了这本杂志上。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把杂志一起寄了回去。
我在信里说：“娘，你的故事上杂志了。好多人都能看到。他们看了都会知道，青海有个女人，吃了一辈子的苦，养了一个闺女，这个闺女在北京念大学。”
我写到这里，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娘，你不是普通人。你是英雄。不是我说你是，是你本来就是。”
信寄出去之后，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了家里的回信。信是我爸写的，可这回不是我娘让他写的，是他自己要写的。
“丫头，你娘看了那本杂志，哭了半宿。我说你哭啥，这是好事，她说我就是高兴。她抱着那本杂志翻来覆去地看，虽然一个字都不认识，可她认识你的名字。她说那个‘李春燕’三个字，她认得。李字上面是个木下面是个子，春字上面是个三下面是个日，燕字最难写，可她认得，因为那是你的名字。
她把那本杂志放在铁盒子里。我说放柜子顶上不行吗？她说不行，放柜子顶上怕老鼠咬，放铁盒子里保险。
丫头，你娘这辈子没念过书，可她比谁都懂得什么东西金贵。你就是她这辈子最金贵的东西。”
我看完这封信，在宿舍里坐了很久。林小鸥不在，宿舍里就我一个人。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那本《青海湖》杂志上。封面的版画在阳光下反着光，青海湖的蓝色深得发亮。
我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在铁盒子里，跟那些信放在一起。铁盒子已经快装满了，盖子上磨得发亮，边角有点锈了。我该换个大的了。
暑假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家。
我想把那本杂志当面念给她听，想看看她听的时候的表情。
火车到西宁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星星挂在天上，密密麻麻的，跟撒了一把沙子似的。我在车站等到天亮，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到了县城又等了两个小时，坐上了去镇上的班车。到了镇上，还有十里路就到家了，我急急往家赶。
走到农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远远地，我看见院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娘，一个是我爸。
他们肯定是算好了日子，知道我这几天回来，所以每天从早上就开始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