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身边发生的事，为了不影响他人，书中名字皆为化名。
我爹死在矿上的时候，我十二岁。
1980年冬天，齐齐哈尔零下三十多度。我爹是下井的，国营煤矿，干了十几年。那天他本来不该下去，替同事顶班。那个同事的老婆生孩子，我爹心软，说“你回去看看，我替你”。然后就没上来。
瓦斯爆炸，死了二十多个人。我爹的尸体挖出来的时候，脸烧没了，靠工作证认出来的。
我妈去矿上认尸，回来的时候腿是软的，扶着墙走的。我在家门口等她，她从巷口走进来，走了很长时间。她看见我，没说别的，就说了一句：“你爸走了。”
我没哭。
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十二岁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种事。
抚恤金给了三千块。我妈把那沓钱从矿上拿回来的时候，手一直抖。不是心疼我爹，是怕不够花。家里还有一个我，一个刚上小学的妹妹。
那三千块钱，她藏在衣柜最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我知道地方，没动过。
我爹的丧事办得简单。矿上开了追悼会，一个大屋子，摆了几十个花圈。好多人都哭了，我妈没哭。她站在那，眼睛干干的，像一口枯井。我站在她旁边，看着我爹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他前年照的，办工作证用的。他没笑，也没不笑，就那么看着镜头。
我心想，这人以后就看不到了。
我爹走了不到三个月，我妈就改嫁了。
嫁的是隔壁街一个杀猪的，姓赵。膀大腰圆，一脸横肉，见了我从来不笑。我妈让我叫他赵叔，我叫不出口。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懂了，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在那个年月活不下去。杀猪的有肉吃，有房子住，能养得起我们。
但懂归懂，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赵叔不待见我。我住他家，吃他的饭，他看我哪哪都不顺。嫌我吃饭多，嫌我不干活，嫌我走路声音大。我妹妹小，又是女孩，他倒是不怎么为难她。所有的火，都发在我身上。
他的巴掌又厚又硬，扇在脸上，半边脸能肿好几天。我不哭，越哭他打得越狠。我学会了忍着。
有一次，他喝了酒回来，拿皮带抽我。我妈在旁边拦，被他推一把开了。我妹妹在里屋哭，他骂了一句“哭什么哭”，把门踹上了。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摸着我爹留下的一块旧手表。表已经不走了，我爹没来得及修。我攥着那块表，攥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趁他们都没醒，把衣服塞进一个蛇皮袋子里，翻墙跑了。
那年我十二岁。
齐齐哈尔火车站，是我第一个“家”。
候车室很大，铁椅子，冬天凉得扎屁股。我找了一个角落，把蛇皮袋子垫在底下，缩成一团。旁边坐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头，身上穿的比我好不了多少。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往旁边挪了挪，让出一点热乎气。
火车站的味儿，我这辈子忘不了。泡面味、汗臭味、煤烟味，还有那种说不上来的、无数人待过的地方才有的酸腐气。
那个味道后来我闻了三十年，闻习惯了，闻不到还觉得不对劲。
在火车站混了几天，身上的钱花光了。我爹留的那块表，我不敢卖。那是我唯一的念想。
我开始偷东西。
不是偷钱，是偷吃的。候车室的小卖部，趁老板不注意，拿一个面包、一包饼干就跑。跑得很快，钻进人群里就找不着了。有一次被抓住了，老板是个胖子，一脚踹在我屁股上，把我踹趴在地上。他骂了一句“小兔崽子”，把饼干夺回去了，没报警。
那是1981年春天。我十三岁。
后来我学聪明了，不在小卖部偷了。专门偷候车室睡着的人吃剩的东西。泡面桶里剩下的汤、咬了几口的馒头、吃了一半的面包。
脏。但饿比脏更难受。
1982年秋天，我十四岁。
那天我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坐着，啃一个捡来的馒头。馒头硬了，咬起来费劲。一个老头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着一个破帆布包，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他坐下的时候，我闻到一股酒味，不重，混着烟草味。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馒头。
“小孩儿，你爹呢？”
我没说话。
“你妈呢？”
我还是没说话。
他没再问。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是半只烧鸡。他把烧鸡递过来。
“吃吧。”
我看着他，没接。
他把烧鸡放在我旁边，自己从包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拧上，揣回去。
“你不吃我扔了。”
我拿起来，吃了。
那半只烧鸡，我吃得很快，连骨头都嚼了。老头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等我吃完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跟我走吧。”
“去哪？”
“有饭吃的地方。”
我看着他。那双眼睛浑浊，但不躲闪。他看我的眼神，不像看一件东西，像看一个人。
我跟着他走了。
他姓孙，叫孙德茂。后来我叫他师父。
那天晚上，他给我煮了一碗面。面里卧了一个鸡蛋，还有几片肉。我吃得很快，他坐在对面，喝着酒，没说话。吃完了，他指了指墙角的一张折叠床：“你睡那儿。”
我躺下来，盖着他给的一件旧军大衣。屋子里有酒味、烟味，还有煤炉子的热气。
那是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暖和。
不是身上，是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