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的春天，北京的杨絮又开始满天飞了。白白软软的，跟棉花似的，飘在空中，落在地上，积成一团一团的，风一吹就滚。
我第一次见这东西的时候觉得新鲜，还以为是树上长的棉花。
林小鸥说这是杨树种子，北京人都烦它，过敏的人一碰就打喷嚏。我倒不过敏，可这东西多了也觉得烦，落在鼻子上痒痒的，总想打喷嚏。
可三月的北大，除了杨絮，还有一样东西是好的——那就是玉兰花。
文史楼前面那两棵玉兰，一白一紫，三月底就开了。白的大朵大朵的，跟碗口似的，开在光秃秃的枝头上一朵叶子都没有，就花，白得发亮，白得晃眼。紫的那棵小一点，可颜色好看，紫莹莹的，看着跟假的似的。
我每次从文史楼出来都要站一会儿，看看那两棵树，看看花，心情就好不少。
我把玉兰花开的事儿写信告诉我娘了。她在回信里说：“玉兰花？没见过。我们这儿只有杨树柳树，哪有那么好的花。”
我看了信，想着等我毕业了，一定得带她来北京看看玉兰花，看看未名湖，看看北大。
可这个愿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大三的课程更紧了，专业课多了，选修课也多了。我选了一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是吴教授开的课。上课的人不多，十几个，都是中文系的学生。
吴教授上课不照本宣科，坐在讲台上，拿一本书，翻到某一页，念一段，然后开始讲。
他不怎么讲理论，讲的是人，是那些作家背后的事儿。讲鲁迅，讲他在北京住过的那些地方，讲他和许广平的通信。讲沈从文，讲他怎么从湘西走到北京，怎么在北大旁听，怎么写《边城》。讲老舍，讲他笔下的北京人，讲那些小人物的大悲欢。
他讲得慢，慢得有时候一节课就讲一个人。可听着不累，听着有意思，听着听着就下课了。
有一天上课，吴教授讲到了“故乡”这个词。他说：“什么是故乡？不是你出生的地方就是故乡。你得在那里活过，苦过，爱过，恨过，那个地方才是你的故乡。故乡不是一张出生证明，是一身的伤疤。”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为什么看我。班上的同学里，只有我是从最远的地方来的，只有我的故乡是他去过的地方。
下了课，他叫住我：“李春燕，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还在写，写得很慢。”
“慢不怕，怕的是不写。写了多少了？”
“三万多字了。”
“嗯，”他点点头，“继续写。写完了给我看。”
“吴教授，我写得不好，怕您看了笑话。”
“笑话什么？”他说，“我教了一辈子书，学生的文章看了一辈子，什么样的没见过？你的文章有毛病，可毛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毛病——那种写得规规矩矩的、挑不出毛病可也挑不出好的文章，那才叫可怕。”
他顿了顿，又说：“你的文章有骨头，有血肉，就是还差一口气。那口气要是通了，就活了。”
“什么样的气？”
“自信的气。”他说，“你写的时候，总在怀疑自己。怀疑自己写得对不对，怀疑别人看了会不会笑话。你把这些怀疑都写进去了，所以文章读起来有点缩手缩脚的。你得放下这些，大胆地写。写错了又怎样？写错了改就是了。可你要是缩着写，写出来就是缩着的，改都改不过来。”
我听了这话，心里头震了一下。
他说得对。我写的时候，确实总在怀疑自己。我从小就是这样——说话之前要想半天，怕说错了挨打。写文章也一样，写一句想三遍，想完了再改，改完了再想，反反复复的，跟自己过不去。
这种习惯，是我爹给的。我爹那个人，你说错一句话，一巴掌就扇过来了。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不说话最安全，说了也要说最保险的话。这个毛病带到了写作上，写什么都要写得四平八稳的，不敢冒险，不敢越界。
可写作这事儿，不冒险就写不出好东西。
我回去之后，把写了三万多字的小说从头看了一遍。看完之后，做了一个决定——重写。
不是改，是重写。从头开始，一笔一画地重写。这回我不怕写错了，不怕写得不好，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要写，把心里头那些东西全倒出来，倒得干干净净的。
重写的时候，我的速度快了不少。以前写一个小时五百字，现在能写八百字，因为不纠结了。想到什么写什么，写到哪儿算哪儿。写完了再看，不好的删掉，好的留着。这么一来，文章反倒比以前顺了，也活了。
写到两万字的时候，我写到了我爹死了的时候。
我爹死在农场的仓库后面，被赵大个用木棍打死的。这事儿过去十几年了，可我一直不愿意想，不愿意回忆那个画面。可重写的时候，我觉得绕不过去。他不光是我娘噩梦的结束，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没有他的死，就没有我娘嫁给我爸，就没有我后来的日子。
我写他死的那段，写得很短。就几百字，可写的时候手心全是汗，笔都快握不住了。
“赵大个的木棍砸下去的时候，我爹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死。他一辈子打人，打老婆，打孩子，打那些比他弱的人。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打别人的份儿，没有别人打他的份儿。可赵大个不是他老婆，不是他孩子，不是那些让他欺负的人。赵大个是个闷葫芦，可闷葫芦里头装的是火药，一点就炸。
我爹被抬回来的时候，脸上盖着一块白布。我娘站在门口，没有哭，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很久。后来她转过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话：‘丫头，你爹没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个人的死，倒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那个人的死活，早就跟她无关了。他活着的时候，在她心里就已经死了。”
写完之后，我趴在桌上哭了一场。不是哭我爹，是哭我娘。哭她那些年的苦，哭她的隐忍，哭她的坚强，哭她说的那句“丫头，你爹没了”。
写完了这一段，后面的就好写了。
写我娘改嫁，写我爸进门，写我们在农场的日子。写这些的时候，我的笔顺多了，也快多了，好像那些事儿自己往外冒，拦都拦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