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消息传到上海时，陈砚之正在和沈仲文吃午饭。地点是南京路上一家新开的西餐厅，菜单上印着法文，侍者都是中国人，穿着浆洗得笔挺的白色制服。沈仲文切着盘子里的牛排，忽然抬头说："孙中山让位了。"
陈砚之点点头。三天前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南北议和谈出来的结果。孙中山得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承诺后，履行了之前的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党人一片哗然，有人骂孙中山软弱，有人骂袁世凯狡猾，但木已成舟。
"你怎么看？"沈仲文问。
陈砚之放下刀叉，端起桌上的红酒抿了一口。这个问题他已经在脑子里转了很多遍。袁世凯上台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国家，对他自己，对每一个在这个时代里求存的人。
"袁世凯是这个国家唯一有能力维持统一的人。"他说。
沈仲文挑了挑眉毛。他没想到陈砚之会给这么一个评价。在他的印象里，这位陈先生对满清朝廷没有好感，对革命党也保持距离，但对袁世凯，似乎也没有多少敌意。
"孙先生不行？"
"孙中山是理想家，不是政治家。"陈砚之说，"让位这件事，从道义上说是守信，从政治上说是不成熟。革命党手里有南京临时政府，有几省地盘，有十几万军队。这些牌还没打出去，就把位置让了。"
他顿了顿，声音放低了一些："但换个角度想，孙中山也没办法。没有钱，没有枪，列强也不承认南京政府。硬撑下去，南北再打一场，受苦的是老百姓。"
沈仲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是个商人，不懂政治，但懂利弊。袁世凯手里有北洋六镇，有列强的默认，有 enough 的筹码来坐上那个位置。孙中山没有。
下午，陈砚之去了《字林西报》的编辑部。端纳在办公室等他，桌上摆着一摞从伦敦转来的电报。
"北京那边的情况不太妙。"端纳开门见山，"袁世凯把唐绍仪推出来组阁，但内阁名单上全是北洋的人。同盟会的几个部长被架空了。"
"预料之中。"陈砚之说。袁世凯从来不是省油的灯。这个人从朝鲜发迹，小站练兵，戊戌告密，庚子勤王，新政改制，一路走来，每一步都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他答应过的事情，从来只在对他有利的时候算数。
端纳递给他一份电报："英国公使馆的评估。他们认为袁世凯是'目前中国唯一合适的人选'。"
"他们错了。"陈砚之说。
"嗯？"
"袁世凯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唯一有能力的人选。合适和能力是两回事。"陈砚之把电报放回桌上，"英国人喜欢他，因为他稳定、可控、懂规矩。但英国人不了解的是，这个人的野心比孙中山大得多。孙中山想要共和，袁世凯想要的是权力。共和只是他得到权力的手段。"
端纳眯起眼睛看着陈砚之。这个中国人总是能说出一些让他意外的话。不是那种书生气的评论，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洞察力，像是在看一盘棋，而且早就知道结局。
"你认为他会做什么？"
陈砚之没有直接回答。他知道袁世凯会在1915年称帝，然后在一片骂声中死去。那是三年之后的事。但现在（1912年），袁世凯还是那个让各方都心存侥幸的人。革命党指望他维护共和，立宪派指望他稳定局面，列强指望他保障利益。所有人都给了他一张空头支票，而他是唯一知道这张支票不会兑现的人。
袁世凯这个人，复杂得很。他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坏人，也不是一心想当皇帝的傻子。他是晚清三十年来最精明的政治操盘手，比李鸿章更懂得权力的游戏规则，比张之洞更懂得怎么利用时势。他每一步都算得精准，唯独最后那一步，算错了时代的方向。
这就是陈砚之对袁世凯的判断。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旧时代强人。在历史的正确方向上，他是一个终将被碾过的障碍物。但在当下这个瞬间，他的力量是真实的，他的手腕是有效的，他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
端纳看陈砚之沉默了很久，忍不住问："你在想什么？"
"想一个人。"陈砚之说，"一个既聪明又愚蠢的人。"
"谁？"
"袁世凯。"
"他会先收拾南方的革命党。"陈砚之说，"然后解散国会，修改约法，一步一步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这么说，你觉得共和没戏了？"
"共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外滩，江面上飘着几艘挂了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但至少，帝制是真的结束了。这一点上，袁世凯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知道时代变了，只是他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到公寓后，陈砚之在书桌前坐了很久。
他摊开一张纸，开始分析袁世凯时代对自己的影响。
机会一：袁世凯需要外国支持。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盘根错节。袁世凯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和外国人打交道。而陈砚之手里有一张牌，他的英国关系网。端纳在《字林西报》的地位，法磊斯在汇丰银行的资源，这些都是袁世凯需要但暂时没有渠道去获得的东西。
机会二：袁世凯需要经济发展。打仗要钱，治国也要钱。南京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是个无底洞，税收收不上来，各省截留财政收入，中央穷得叮当响。袁世凯需要商人，需要投资，需要能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产业。陈砚之的商业网络在这方面有价值。
风险一：袁世凯的独裁倾向。这个人不会容忍任何挑战他权威的力量。陈砚之和革命党的关系虽然不深，但也不是秘密。如果袁世凯要对革命党下手，他这种"同情者"的身份可能会被连累。
风险二：二次革命。陈砚之知道，1913年，宋教仁会被刺杀，孙中山会发动二次革命，然后失败，流亡日本。那场风暴会席卷整个南方的革命势力。他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把自己和革命党的关系切割干净。
他在纸上画了一条线，左边是机会，右边是风险。
然后他在中间写下一行字：保持距离。不合作，不反对，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这是唯一的活法。袁世凯是1912年到1916年这段历史的中心人物，任何人都无法绕开他。但陈砚之不是来和袁世凯掰手腕的。他知道这个男人会在三年后称帝，然后在绝望中死去。到那时候，历史会翻开新的一页。而他需要在那一页到来之前，积累足够的力量。
他烧掉了那张纸。
三月的上海，春意渐浓。
陈砚之意识到一个问题：阿四已经不够用了。
阿四是个好小伙，忠心耿耿，跑腿办事从不含糊。但他只是个跑腿小厮，能做的事情有限。现在这个局面，陈砚之需要一个真正能独当一面的人，一个能理解他的意图、执行他的计划、在关键时刻替他出面的人。
他找到沈仲文，说了这个想法。
"要什么样的人？"沈仲文问。
"读过新式学堂的。精明，能干，最重要的是，嘴严。"陈砚之说。
沈仲文想了想："我倒是认识一个年轻人。宁波人，二十出头，叫赵世安。家里做丝绸生意的，读过商务印书馆办的新式学堂，英文能看能写。家里破过产，所以比一般人早熟。"
"人在哪里？"
"在上海，在洋行里做过几个月事，觉得没意思，辞了。"
"约他见一面。"
三天后，陈砚之在法租界的公寓里见到了赵世安。
年轻人个子不高，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脚上是双擦得干干净净的布鞋。脸方方正正，眉骨很高，一双眼
睛不大，但眼神很稳，看人时不闪不避。
陈砚之请他坐下，没有寒暄，直接问了三个问题。
"你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赵世安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大约五秒钟，然后开口："需要建设。"
"说具体点。"
"革命推翻了旧东西，但新东西还没建起来。"赵世安的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晰，"路上跑的还是旧马车，工厂里用的还是旧机器，学校里教的还是旧学问。这个国家需要新的路，新的机器，新的学问。这就是建设。"
陈砚之不动声色，问了第二个问题："你愿意为一个目标工作多久？"
"一辈子。"
"如果这个目标十年都看不到结果呢？"
"那就再做十年。"赵世安的语气没有任何波动，"我家里破过产，知道什么叫等。急的人做不好事。"
第三个问题："你能保守秘密吗？"
"能。"
"什么样的秘密？"
"会掉脑袋的那种。"赵世安平静地说。
陈砚之盯着他看了十秒钟。赵世安没有回避他的目光。那是一种见过风浪的人才有的眼神，不卑不亢，不虚不惧。在这个年代，能扛住陈砚之十秒注视的人不多。大多数人要么被他的气势压得低下头，要么被他的身份吓得目光闪烁。赵世安不一样。他就那么平静地看着你，像在看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雇主。
陈砚之忽然笑了。这种笑容在他脸上很少出现。他伸出手："恭喜你，赵先生。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一个找工作的年轻人了。你是一个即将参与改变这个国家的人了。"
赵世安握住他的手，有力而短暂："先生，我只是个做事的。改变国家这种话，我不说。但我可以保证，你让我做的事，每一件我都会做到底。"
"你被录用了。"陈砚之说，"月薪三十两。工作内容以后再告诉你。"
赵世安站起身，没有说感谢的话，只是鞠了一躬："先生放心。"
他走后，陈砚之站在窗边，看着年轻人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气质，不是阿四那种赤胆忠心的质朴，而是一种历经风浪后的沉稳。破产过，失业过，在洋行里见过洋人的嘴脸，在学堂里读过新的思想。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自己的位置。
这种人最难得。聪明而有分寸，忠诚而有主见。用过人的眼光，不用人的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