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沈夜舟常常会想起顾怀瑾。不是每天，也不是每周，而是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看见一片红色的枫叶，收到一张远方来的明信片，或者只是在深夜里忽然醒来，听见窗外的风在吹。他会想起那个人，想起他在公安局电梯口第一次跟自己打招呼的样子，想起他在审讯室里问的那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法律不能给你公正，你会怎么办？”沈夜舟当时没有回答，现在也没有答案。但他已经不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答案了，有些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方远说，你变了。沈夜舟说，哪里变了。方远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沈夜舟想了想，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年轻，冲动，相信法律能解决一切，相信正义永远不会迟到。后来他知道，法律不能解决一切，正义经常迟到，有时候甚至不会来。但他还是在这个岗位上，还是在查案，还是在抓捕罪犯，还是在每一个签字之前反复确认。他变了，也没有变。
那天下午，沈夜舟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不是从国外寄来的，是从国内，一个他听说过但从没去过的地方。明信片的正面是一棵枫树，满树红叶，在阳光下红得像火。照片拍得比以前那些都好，构图、光线、色彩，都像是专业水平。他翻到背面，有一行字，是顾怀瑾的笔迹——“沈警官，枫叶又红了。”
沈夜舟把这行字看了很久。又红了。上一次枫叶红的时候，顾怀瑾在边境线上，寄来了最后一张明信片，说他到终点了。现在枫叶又红了，他在另一个地方，又寄来了一张。他没有停下，他还在走。终点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转弯的地方。转过去，还有新的路，新的枫叶，新的明信片。沈夜舟把明信片插进相册，相册已经第三本了。前两本都塞满了，放在书架上，和张队留下的那枚旧警徽放在一起。警徽好久没擦了，表面落了一层灰。他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金属在灯光下闪了一下。张队退休好多年了，头发全白了，走路需要拄拐杖了，但他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还有机会见面，还有机会说话，还有机会一起在食堂吃一顿饭。方远结了婚，生了孩子，是个女儿，名字叫“晚晚”。沈夜舟问她为什么叫晚晚，方远说因为她来得晚。他盼了好多年，终于盼到了。
方远说，你呢，你不打算成家了？沈夜舟说，不急。方远说，你总说不急，你什么时候急过？沈夜舟笑了笑，没有回答。他不是不急，是没遇到。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种人。但他知道，如果那个人不出现，他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他有一份工作，有一盆绿萝，有一枚银戒，有一抽屉明信片。够了。
那天夜里，沈夜舟又梦见了顾怀瑾。梦里顾怀瑾坐在一片枫叶林里，地上铺满了红色的落叶，阳光从树叶的缝隙漏下来，照在他身上。他的脸还是看不清，但沈夜舟知道他在笑。沈夜舟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风吹过树冠，枫叶沙沙作响，像一个人在轻轻地翻书。阳光在落叶上跳舞，光影斑驳。沈夜舟坐在那片光影里，闭着眼睛，听着风声，觉得这一刻很好，好到不需要再奢求什么。
醒来的时候窗外天还没亮。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下雨了，不是暴雨，是绵绵的春雨。春天来了，枫叶又要绿了。
他转了转手上的银戒。银戒在黑暗中转了一圈，两圈，三圈。最后停在了无名指的根部，像一个人的心跳在最平静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节律。不快不慢，不急不躁，一下，又一下，一直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