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天气预报。她以前看天气只看要不要带伞、要不要加衣服,现在她看天气的时候脑子里自动换算成另一套逻辑——晴天,他会不会来?阴天,他会不会来?雨天,他一定会来。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可悲的、每天盼着下雨的人,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姓余名砚的男人。
比如手机消息。她把余砚的消息通知设成了特殊提醒,不是因为他要求了,是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收到他消息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内容产生不同的生理反应——收到“早”,心跳加速十秒;收到“今天降温”,心跳加速二十秒;收到“我在楼下”,心跳直接进入无氧运动模式。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周,小周听完之后沉默了五秒钟,说了一句:“姐,你这不是心动,你这是心律失常,建议你去挂个心内科。”
比如穿搭。她开始在意自己穿什么了。以前上班穿什么取决于今天哪件衣服晾干了,现在上班穿什么取决于今天会不会见到他。虽然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在下班后一起走一段路,但那段路在她心里的权重越来越高,高到它值得她提前一个晚上就想好搭配。上周四她穿了一件新买的鹅黄色连衣裙,余砚看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不一样”,她问哪里不一样,他说“颜色”,她追问颜色怎么了,他说了一句让她第二天就把那家店同款另外两个颜色也买了的话——“像春天。”
苏晚柠把这些变化归结为一种病。病名叫做“余砚综合征”,临床表现为:频繁查看手机、无缘无故傻笑、听到“路过”两个字就心跳加速、对城西方向产生莫名的好感。目前尚无特效药,唯一的缓解方式是见到病原体本人。
六月第二周,苏晚柠加了一个通宵的班。项目上线前的最后冲刺,整个部门连轴转了将近四十个小时,她趴在工位上睡了不到三个小时,被空调吹得浑身发冷,醒过来的时候嗓子已经哑了。
项目上线的那一刻,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不是庆祝,是终于可以回家了的庆幸。苏晚柠收拾东西的时候手都是抖的,不是激动,是太累了,累到大脑发懵,累到她甚至忘了自己家住在几楼。
她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初夏的深夜不算太冷,但风是凉的,吹在她只穿了一件单薄衬衫的身上,激得她打了个哆嗦。街上几乎没有人,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幽灵。
她站在路边,犹豫着是打车还是走一段路再打车。手机快没电了,百分之七。她打开叫车软件,输入地址,正在等待司机接单。
一辆深灰色的SUV缓缓停在她面前。
苏晚柠以为自己看错了。她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车窗落下,余砚的脸出现在夜色里,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那双很深很沉的眼睛照得格外清晰。
“上车。”他说。
苏晚柠张了张嘴,想说你怎么在这,但话到嘴边变成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你不是骑电动车吗?”
余砚看了她一眼:“我什么时候说我骑电动车了?”
苏晚柠愣了一下,忽然发现自己确实从来没问过他开什么车。第一次见面的那辆车她没注意型号,后来他出现在她面前的场景大多靠走,她就默认了他没有车,或者车坏了,或者车在修,总之她的大脑给他安排了一个模糊的、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
“那你之前怎么老是用走的?”
“因为跟你一起的时候,想走慢一点。”
苏晚柠站在车门外,夜风吹过来,吹得她仅存的一点困意全跑了。她的心跳开始不争气地加速,加速到她觉得一个连续加班四十个小时的人不应该还有这样的心率储备。
“你还没回答我,”她弯腰看着车里的他,“你怎么在这?”
余砚的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叩了两下,那个动作苏晚柠已经熟悉了,是他在组织语言。
“你十点半跟我说在加班,”他说,“十一点的时候你说还在公司,十一点四十你说快了,十二点二十你说马上,十二点五十你说真的马上了。”
苏晚柠眨了眨眼。
“你的‘马上’一般在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余砚的语气很平,像在做数据分析,“所以一点半之前你应该能出来。”
苏晚柠站在那里,车门开着,夜风灌进车里,吹动了他额前的头发。她忽然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不是那种被窥探隐私的不安,是那种被人认真对待的——不知所措。他会推算她的“马上”是多久,会估算她大概几点能出来,会在凌晨一点钟出现在她公司门口。不是因为她说了,是因为他记住了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哪怕只是她随口发的一个“快了”。
“你等了多久?”她问,声音有点哑,不完全是因为加班。
“没多久。”
苏晚柠弯腰坐进了副驾驶。车里的温度刚好,暖风口对着她的方向,座椅加热开着,她冰凉的手指碰到温热的方向盘套,那个触感让她的鼻子忽然酸了一下。不是矫情,是太累了,累到情绪的阈值降到了最低,一点点温暖就能把她击溃。
车里很安静,车载音响没开,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风声和引擎低沉的嗡鸣。余砚发动车子,打了一把方向盘,车子平稳地汇入空旷的深夜街道。
苏晚柠靠在座椅上,偏头看着他开车的侧脸。路灯一盏一盏地从窗外掠过,明暗交替的光影落在他的脸上,明明灭灭的,像一部沉默的电影。
“余砚,你不用每次都在的。”她小声说。
“我知道。”他说。
“那你为什么还来?”
他没有立刻回答。车子在一个路口等红灯,停下来,他转过头看了她一眼。苏晚柠看到他眼睛里的红血丝——他也没睡好,或者说,他可能根本就没睡。从十点半开始,他就一直在等她的消息,等到十一点,等到十一点四十,等到十二点二十,等到十二点五十,等到她终于说出那句“真的马上了”,他才出门开车过来。
“因为你想让我在。”他说。
红灯变成绿灯,他转回头,车子继续前行。
苏晚柠把脸转向车窗,玻璃上映出她自己的脸——眼眶红了,嘴唇在微微发抖。她想起很多年前,久到她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忘记的那些日子里,也有一个人在等她。不是这种等,是那种更安静的、更无声的等。她每天很晚才回家,爬五楼,爬到四楼半的时候总会往上看一眼,六楼的门口有时候会站着一个穿白色T恤的少年,不看她,不跟她说话,只是站在那里。
她那时候以为他只是碰巧在门口。
现在她知道不是碰巧了。
车子停在了她家楼下。苏晚柠解开安全带,但没有下车。她坐在副驾驶上,手指攥着安全带的边缘,指节泛白。
“余砚,你困不困?”她问。
“还好。”
“你明天上班吗?”
“上。”
“那你回去还要开半个小时的车。”
“嗯。”
苏晚柠深吸一口气,转过头看着他。车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仪表盘发出微弱的蓝光,照在他的脸上,把那张轮廓分明的脸映得像一幅深色的油画。
“你以后别这样了,”她说,声音很轻,“我不想你为了等我把自己搞得很累。”
余砚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映着仪表盘的光,亮亮的,像两颗在深夜里发光的星。
“苏晚柠,”他叫她的名字,声音低沉而缓慢,“你加了一天一夜的班,嗓子哑了,手在发抖,上车到现在一直在揉太阳穴。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跟我说‘别累着’,有说服力吗?”
苏晚柠被噎住了。
“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余砚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工作邮件,“你累了就休息,我等你是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