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南门大街尽头有一家代书铺。
铺子的主人姓方，是个老书生。六十多岁，清瘦，微微驼背，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老花镜。他穿了一辈子青衫，洗得领口发了白，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像他的人一样。
方先生替人写字。写家书，写状纸，写春联，写请柬。他的字极好。柳体楷书，骨架清劲，捺笔如刀。找他写字的人很多，但方先生有一条规矩：不写休书。给多少钱都不写。他说字是纸上的命，写下去就收不回来了。休书也是命，不能替人断。
除了这条规矩，他还有一样旁人不知道的本事。他写的信，寄到阴间也能送到。是那些收到过那边的回信的人传出来的。来的人不多，但总有人来。有人要告诉那边的爹娘自己娶了媳妇，有人要给夭折的孩子寄一件新衣裳的尺头，有人只是想问一句话——你在那边好不好？方先生把来信人的话写在黄裱纸上，折成三折，用红绳系好，放在一只黑陶盆里烧掉。盆里的灰从来不倒。灰积了厚厚一层，表面是灰白色的，拿竹签拨开底下是黑的，黑得像墨。
这天傍晚，代书铺里来了一个女人。女人二十七八岁，穿一件灰扑扑的粗布衣裳，头上包着一块褪了色的蓝布头巾，手里牵着一个女孩。女孩六七岁的样子，瘦瘦小小的，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她的眼睛很大，亮晶晶的，进门就不停地四处看，看到墙上挂着的字幅就扯她娘的衣角，说娘你看那个字好大。
方先生正坐在桌前磨墨。墨锭在砚台上打着圈，发出沙沙的、湿润的声响。他抬起头看了女人一眼。
“写信？”
“写信。”女人把女孩拉到身前，两只手搭在她肩膀上。“给我男人。”
方先生从笔架上取下一支小楷笔，在砚台上舔了舔墨，铺开一张信纸。
“说吧。”
女人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的手在女孩肩膀上轻轻捏着，捏了好几下才开口。
“你告诉他——”她停了一下，咽了口唾沫。“阿爹，女儿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是隔壁教书的陆先生教的。他说梅字不好写，笔画多，阿花学了一个月才会。她写给你看。”女人从怀里摸出一张纸，巴掌大小，边角撕得不齐，上头歪歪扭扭写了一个“梅”字。左边木字旁写得太大，右边每字写得太小，挤在一起，像是两个人站在一把伞底下，伞太小，都淋湿了半边。
方先生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放在信纸旁边。他的笔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写。
“告诉他咱家屋顶去年冬天漏雨，陆先生帮咱们修好了。告诉他你娘的身体好多了，开春以后能下地了，今年种了半亩麦子，长得比去年高。告诉他——”女人的手又在女儿肩膀上捏了一下。“告诉他隔壁村那个姓王的，我不嫁。我说了我不嫁，他们还是三天两头来。你告诉你男人，让他放心。我不会让阿花管别人叫爹。”
方先生一字一句地写着，笔尖在纸上走得很快，但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写到“我不嫁”三个字的时候，他的笔停了一下。他把这三个字写得比别的字都大。
“还有吗？”
女人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暮色从门口涌进来，把她灰扑扑的衣裳染成了更深的灰。女孩仰头看了她一眼，扯了扯她的衣角。女人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轻到像是在跟一个坐在她对面的人说话。
“你问问他——你走的时候阿花才三岁，你抱了她一下就走了。你说去河工，两个月就回来。现在阿花七岁了，会写字了，会煮粥了，会自己梳头了。你在那边好不好？那边的饭吃得饱吗？那边冷不冷？你有没有衣裳穿？你的棉袄还在我箱子里放着，每年冬天我都拿出来晒一晒。晒完了叠好，放回去。放了四年了。”
方先生停下笔。
“写完了？”女人问。
“还差一句。”
“什么？”
方先生没有回答。他在信纸最末尾写了一行字。这行字他写得很慢，慢到每一笔都能听见笔锋划过纸面的声音。写完之后他把信纸拿起来，吹了吹墨，折成三折，用红绳系好。
“照例，我会把信烧掉。信烧了，他就能收到。”他把那只黑陶盆从桌子底下端上来，盆里的灰被他的动作惊动了，轻轻飘起来几粒，在暮色里打着旋。他划燃火镰，点着了信纸的一角。火苗从纸角往上爬，爬得很慢，把纸上的字一个一个吞掉。火光映在女人脸上，把她的脸照得明明暗暗。
信纸烧到一半的时候，女孩忽然开口了。
“娘，我闻到爹的味道了。”
女人低头看着她。女孩仰着脸，鼻子一抽一抽的。
“什么味道？”
“汗味。还有烟味。还有——”她又抽了一下鼻子，“还有炒豆子的味道。爹以前给我炒豆子吃。”
女人蹲下来，把脸埋在女孩的头发里。她的肩膀在发抖，但没有声音。方先生坐在那里，看着盆里最后一片纸灰化成灰烬。纸灰落在灰堆上，和所有以前的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片是哪封信的。他忽然轻轻咦了一声。他用竹签拨开灰，露出一小块碎银子，指甲盖大小，在盆底安安静静地躺着，像是被人从很远的地方轻轻放下去的。
“这是他回的。”方先生把碎银子捡起来，放在女人手心里。“他在那边收到信了。银子是给你和阿花的。”
女人攥着那小块碎银子，银子上还带着纸灰的余温，温温的，像是刚从谁的手里接过来。她站起来朝方先生鞠了一躬，拉着女孩的手往外走。女孩边走边回头，辫子一甩一甩的。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松开她娘的手，跑到方先生的桌子前面，踮起脚尖，把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先生，这是我给爹写的信。”
是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梅”字。和刚才那张不一样——这张的“木”字旁和“每”字差不多大，端端正正的，像是练了很多遍。方先生把那张纸拿起来，放在掌心上看。纸很皱，边角揉得起了毛，上头还沾着一粒干了的米粒。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在黑陶盆里。
“这封也寄？”
“寄。”他说。他重新划燃火镰，点着纸角。火苗爬起来，比刚才更快。火光在盆里跳了一下就灭了，纸灰飘起来，在暮色里越升越高，越升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女人和女孩走了之后，方先生一个人坐了很久。暮色暗下去，桌上的墨干了，他把墨锭拿起来，在砚台上滴了几滴水，重新开始磨。墨锭在砚台上打着圈，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新的信纸，铺在面前。他没有写抬头，没有写落款。只在纸中间写了一句话。写完之后他把信纸折成三折，用红绳系好，放在黑陶盆边上。他没有烧。
他把信压在砚台下面，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已经全黑了，南门大街上的铺子都关了门，只剩远处更夫的梆子声。夜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信纸轻轻翘起一角，露出里面一行清瘦的柳体小楷，端端正正，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