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初夏特有的潮湿与躁热。
天还没亮透，上海北站就已经沸腾了。
站前广场上，人潮如涌，黑压压一片望不到边际。红卫兵的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大红色的横幅从站房顶端垂落下来，上面的字迹被无数人反复书写、描摹，浓墨重彩得近乎刺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革命青年赴边疆”。
高音喇叭里轮番播放着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旋律震天动地，一遍又一遍地回荡在站台上空，震得人的胸腔嗡嗡作响。有人在喇叭下领读口号，声音嘶哑而亢奋：“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群便如潮水般齐声回应：“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林建华被人流裹挟着，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
他背着一个军用帆布包，斜挎在肩上，帆布包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母亲连夜缝进去的换洗衣裳、几块大前门硬饼干、还有一个搪瓷缸子。那搪瓷缸子是父以前用的，白色的釉面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边缘磕掉了一小块釉，露出底下灰黑的铁胎。
他被挤在一条长龙的尾巴尖上，身前身后全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大多数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军装或者中山装，胸口别着毛主席像章，手腕上系着红色的塑料丝带，那是上个月刚发的，上面印着“知识青年”四个字。姑娘们的辫子剪短了，或者扎成两把刷子，藏在军帽底下。小伙子们的头发推成了板寸，青皮头皮上还残留着理发推子的痕迹。
林建华排的这支队伍，是从杨浦区出发的。
从杨浦中学到火车站的这一路上，他一直在寻找母亲的身影。街道两旁挤满了送行的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孩子，有年轻夫妇抱着婴儿，还有半大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所有的脸都朝着队伍的方向张望，所有的眼睛都在急切地搜索着什么。
他终于在人潮中找到了母亲。
母亲站在警戒线后面，踮着脚尖，两只手高高地举在半空中，不住地挥舞着。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几缕花白的碎发贴在额角，眼眶红红的，但始终没有哭出声来。林建华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在喊着什么，但喇叭里的口号声太响了，他什么都听不见。
他举起手，用力地朝母亲的方向挥了挥。
母亲点了点头，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用袖子胡乱地抹了一把脸，然后继续踮着脚尖张望，直到林建华的身影被更多的人潮吞没，直到他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现在，林建华站在候车大厅的入口处，面前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绿皮火车。
那些火车皮被刷成了军绿色，一辆接一辆地停在铁轨上，像一条沉睡的巨蟒。车厢门口挂着红绸带扎成的大红花，每个车厢的窗户上方都贴着标语——“扎根边疆一辈子”“广阔天地炼红心”“屯垦戍边，建设祖国”。
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的人占了靠窗的位置，正把脑袋探出窗外，和站台上的亲人喊话；有的人坐在行李堆上，抱着膝盖发呆；更多的人站在过道里，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空气浑浊得令人窒息，弥漫着汗水、机油和廉价香烟混合的气味。
“同志，你哪个学校的？”
林建华被身后的人推了一把，差点撞到前面人的后背上。他回过头，看见一张陌生的脸，正朝他挤眉弄眼地笑。
那张脸的主人和他差不多年纪，圆脸，厚嘴唇，眉毛又粗又黑，剃着清一色的板寸头。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灰的军装，左边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像是塞着什么东西。他的身边还挤着一个小姑娘，十五六岁的模样，扎着两把短辫，穿着肥大的军装，袖口挽了好几道，正怯生生地东张西望。
“杨浦中学。”林建华说。
“真的假的？”圆脸青年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我也是杨浦的！我叫陈永康，这是我妹妹陈永芳。”他拍了拍身边的小姑娘，“她今年十五，也报名了。我们俩一起走。”
小姑娘陈永芳，朝林建华点了点头，嘴角抿着，像是在忍住什么。
“林建华。”
“建华，建华，好名字。”陈永康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走，咱们找一节车厢挤挤去。我听人说，杨浦这趟车的人多，后面的车厢可能还有位置。我得照应着我妹，不能让她落了单。”
两个人便沿着站台往车厢后面走。
一路上，林建华看见各种各样的面孔、各种各样的表情。
有人在哭。
一个扎着短辫的姑娘趴在车窗上，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车窗里的另一双手紧紧地攥着她的手指，两个人隔着车窗玻璃泪眼相对，嘴唇翕动着，却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站台上的母亲抱着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女儿的手从母亲的手心里挣脱出来，捂着脸蹲下去，两个女红卫兵架着她的胳膊把她往车厢里拖，她的两条腿在水泥地上拖出两道长长的印子。
有人在喊口号。
一队红卫兵小将排着整齐的方阵从站台那头走过来，领头的举着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打倒走资派”的字样。他们齐刷刷地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车厢里立刻有人探出脑袋呼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于是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震得站棚顶上的灰尘簌簌地往下落。
有人沉默地站着。
林建华看见一个瘦高的男青年站在车厢门口，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像是一尊失去了灵魂的木偶。他的身边没有亲人送行，也没有同伴作伴，孤零零地站在人群的缝隙里，像一根被风吹倒的枯草。
陈永康也看见了那个男青年。他撇了撇嘴，压低声音对林建华说：“那人怕是个傻子。”
林建华没有回答。
他低下头，挤过人群，继续往车厢后面走。
走到第五节车厢的时候，陈永康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这节，这节还有位置。”陈永康指着车厢里靠窗的一个空位，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快，快上去占着！”
两个人连滚带爬地挤进了车厢。
车厢里的拥挤程度比林建华想象的还要严重。过道里塞满了人和行李，人挨着人，肩膀挤着肩膀，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三个人好不容易挤到车厢中段，陈永康终于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旁边停住了脚。
“大姐，这位置是我们杨浦区的，能不能让一让？”陈永康堆起笑脸，朝座位上的中年妇女问道。
中年妇女抬起头，打量了他们一眼。她的脸上带着疲惫和警惕，下意识地往里挪了挪身子。
“坐不下那么多。”她说。
“那……那让我妹先坐着吧。”陈永康把陈永芳推到座位边上，“她年纪小，站不了那么久。”
中年妇女看了看陈永芳，叹了口气，往里又挪了挪。陈永芳侧身挤进座位，和中年妇女肩膀贴着肩膀，几乎动弹不得。她抬起头，朝站在过道里的林建华和陈永康看了一眼，嘴角抿了抿，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陈永康拍了拍林建华的肩膀：“建华，咱们站着，护着我妹。”
两个人便站在车厢的连接处，背靠着冰凉的铁皮墙壁。车厢晃动了一下，又停住了。窗外的站台上，送行的人群还在涌动，高音喇叭还在嘶吼，标语横幅还在风中翻飞。
林建华把脑袋靠在窗框上，目光穿过玻璃，望向站台。
他看见一个红卫兵小将正在领着众人喊口号，拳头举得高高的，声音却哑了，嘴唇干裂出一道道血丝。他看见一个老人被人搀扶着站在警戒线后面，佝偻着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看见一群孩子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小手举着纸糊的小旗子，尖声尖气地喊：“哥哥姐姐再见！哥哥姐姐再见！”
他还看见，在站台的角落里，有一个老妇人孤零零地站着，怀里抱着一个包裹，像是给谁送行的。但她的周围空无一人，没有人回头，也没有人朝她挥手。她就那样站着，抱着包裹，像是在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人。
林建华收回目光，垂下眼帘。
他想起母亲。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在灯下缝那个帆布包。针脚很密，一针一针地纳着，把他的名字缝在包的里面，那是一块用白布剪成的布条，母亲用最细的针、最黑的线，一笔一划地绣上“林建华”三个字。
“上海到新疆，要坐好几天的火车。”母亲低着头说，手上的动作没有停，“路上小心，别跟生人说话，别吃别人给的东西，渴了就喝自己带的水。到了那边，写封信回来。哪怕就几个字，也让妈知道你还活着。”
他点了点头。
母亲放下针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物件，递到他面前。
那是一枚毛主席像章。
金色的毛主席浮雕头像，镶嵌在红色的搪瓷底板上，底板的上方印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几行小字，底板的下方印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是你爸爸的。”母亲说，“这枚像章他戴了好几年，边角都磨了。你带着，就当是爸妈陪着你。”
林建华接过像章，攥在手心里。金属的边缘硌得他的掌心生疼，但他舍不得松开。
现在，他站在这节拥挤的车厢里，把那枚像章别在胸口。
像章的别针有些松了，红色的底板在胸口轻轻晃动。他伸手按了按，把它固定好，然后抬起头，望向窗外。
站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换了内容。
“先播送一个通知：知识青年专列即将发车，请送行人员退出站台。”
话音刚落，喇叭里又响起了一阵激昂的乐曲，是《红灯记》里的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陈永康在旁边伸长了脖子往外看。
“人真多。”他感叹道，“恐怕有几千人吧？”
林建华没有回答。
他的目光穿过车窗，望向站台的最远处。那里有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灯光昏黄，照着水泥地面上的一块水渍。水渍旁边，有一个模糊的身影，看不清面孔，看不清年龄，只是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地望着这边。
他认出了那个身影。
是母亲。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送行的人群，跑到站台的最那头，躲在人群的边缘，远远地看着他。她的身形瘦小，被前面的人挡得只剩半个脑袋，但林建华还是认出了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外套，那块搭在肩上的旧围巾，还有那只高高举起、不住挥舞的手。
林建华的眼眶一下子热了。
他张了张嘴，想喊一声“妈”，但声音被喇叭里的乐曲淹没了。他举起手，用力地朝那个方向挥了挥，一遍又一遍地挥着，直到那个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到他再也看不见她。
就在这时，车厢晃动了一下。
汽笛响了。
那是一声悠长的汽笛，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划破了黎明的天空。
“呜！”
汽笛声在站台上空盘旋，震荡，穿透了一切声音，穿透口号声，穿透哭喊声，穿透喇叭里的革命歌曲，直直地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车厢内外，一片哭声。
那些压抑了很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决堤。站台上的人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有人扑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却被越拉越远的距离无情地甩在身后；车厢里的人把脑袋探出窗外，拼命地挥着手、喊着话，声音被风吹散，泪水被阳光蒸发，只剩下一个又一个模糊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有人在车厢里唱起了歌。
那是一首老歌，是他们从小唱到大的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
歌声起初只有几个人，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从小声的哼唱，到整齐的齐唱，再到声嘶力竭的吼唱，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高，响彻整节车厢，响彻整列火车，响彻整个站台。
林建华没有哭，也没有唱歌。
他站在车厢里，背靠着冰凉的铁皮墙壁，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
窗外的上海，正在一点一点地倒退。
先是站台。那些挥舞着的手臂，那些模糊的面孔，那些红绸带扎成的大红花，全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擦去了，一点一点地消失在玻璃的边缘。
然后是站房。那座有着穹顶的候车大厅，那座他曾经无数次进出过的火车站，那座记载了他童年、少年所有记忆的建筑，正在缓缓地往后退，往后退，退成一个小小的点。
再然后是整个上海。
外滩。
林建华看见了外滩。
外滩的建筑群像一幅巨大的画卷，在车窗的右侧缓缓展开。那是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各种风格、各种式样的建筑，一栋挨着一栋，一座连着一座，组成了举世闻名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他看见了外白渡桥。那座钢架铆接结构的大桥横跨在苏州河上，两座桥头堡像两个沉默的巨人，守卫着上海的入口。桥上的路灯在晨光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像是一串串等待被点燃的火焰。
他看见了海关钟楼。那座花岗岩筑成的钟楼矗立在外滩的尽头，大钟的指针指向三点。整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钟声正好在这时敲响。“当——当——当——”，三声浑厚的钟响，像是一个旧时代的告别曲，一声一声地敲在林建华的心上。
他看见了黄浦江。
那是中国的第三大江，也是上海的母亲河。江面上波光粼粼，万吨巨轮缓缓驶过，汽笛声此起彼伏，与火车的汽笛遥相呼应。江的对岸，是浦东的方向，那里是一片农田和工厂。
林建华的目光在江面上停留了很久。
那是他从小到大无数次走过的地方。他和外公外婆去过那里坐渡轮，去那里看过对岸的灯火，去那里抓过螃蟹、捞过鱼虾。那是他关于上海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现在，这些记忆正在倒退。
窗外的景色越退越快，越退越远。农田出现了，又消失了；工厂出现了，又消失了；村庄出现了，又消失了。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掠过，火车道旁的白杨树一棵接一棵地掠过，远处的山脉一道接一道地掠过。
上海，消失了。
陈永康在旁边打起了瞌睡，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坠。他太累了，前一天晚上几乎一夜没睡，此刻终于撑不住了。陈永芳坐在座位上，身体歪歪斜斜地靠着车窗，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点，像小鸡啄米似的，也睡着了。
林建华没有睡。
他靠在窗框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升高，看着车厢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闭上眼睛、打起瞌睡。
他的胸口别着父亲像章，口袋里揣着母亲缝进去的布条，脑海里回响着母亲最后的话：“到了那边，写封信回来。哪怕就几个字，也让妈知道你还活着。”
他的眼睛依然望着窗外。
那里，是一片他从未见过的天地。那里，是一片他将要生活很多年的土地。那里，是黄浦江的尽头，是叶尔羌河的源头，是他用整整一生去追寻、去经历、去铭刻的命运的起点。
火车继续向西。
林建华继续看着。
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困苦，是磨难，还是希望？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离开上海了。从这一刻起，上海就只存在于他的记忆里了。
汽笛又响了一声。
“呜！”
那声音悠长而苍凉，像是一声穿越时空的叹息，又像是一声面向未来的呼唤。
它掠过田野，掠过村庄，掠过山川，掠过河流，一路向西，一路向西，向着新疆的方向，向着叶尔羌河的方向，向着那个他将要用一生去书写的命运的方向。
林建华闭上眼睛。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再见了，上海。”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
看着窗外的太阳一点一点地升高，看着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地掠过，看着窗外的天空一点一点地变蓝、变深、变广。
他坐着的这列火车，正载着他，驶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而那个世界，正在远方，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