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黄梅雨季。
上海杨浦区的老弄堂里，石板路上的青苔被连日的雨水浸得发亮。逼仄的弄道两侧是密密麻麻的晾衣竿，各色衣裳被拧成细长的水珠，顺着竹竿滴落在经过的人身上。煤气味、咸菜味、还有那股永远散不掉的霉湿气，混合成这座城市特有的味道。
林建华的家在弄堂深处一栋三层旧楼的二楼，那间亭子间不过十几个平米，却住着一家五口人。他和弟弟建民挤在靠窗的小床上，妹妹建秀和母亲睡里屋的大床，父亲则长年卧病在床，靠墙支着一张竹榻。
这天清晨，林建华醒得比往常都早。
他睁着眼睛望着头顶发黄的天花板，斑驳的水渍在晨光中显出深浅不一的痕迹，像一幅永远解不开的地图。窗外传来弄堂口早点摊的吆喝声，油条在滚油里翻腾的滋滋声，还有邻居王阿姨那永远响亮的嗓门。
“建华！起来吃早饭了！”
母亲的声音从里屋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林建华坐起身，看见母亲已经从灶披间端了一只粗瓷碗进来。碗里卧着两个白生生的荷包蛋，蛋黄饱满，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金色。蛋是糖心的，轻轻一戳就能流出汁来。
“妈……”
“趁热吃。”母亲把碗放在他面前的小方凳上，转身又进了灶披间。
林建华低头看着那碗糖水蛋，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这是他十八年来头一回见母亲煮两个蛋，而且蛋下面还卧着几颗红枣。那是家里仅有的一点存货，去年过年时远房亲戚送的，母亲一直舍不得吃，用油纸包了好几层藏在米缸里。
他拿起筷子，却没有立刻动口。
母亲很快又端了一碗出来，这碗只有一个蛋。她把碗放在父亲床头的矮柜上，轻声说：“老头子，也吃一口。”
父亲林德福中风已经三年了，左半边身子完全不能动，说话也只能发出含混的呜咽声。但他的眼睛是亮的，此刻那双浑浊的眼睛正盯着林建华，眼角有泪光闪动。
林建华放下筷子，走到父亲床边，握住那只干枯的右手。父亲的手冰凉，骨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污渍。
这双手曾经在码头上扛过无数包水泥，在工厂里修过无数台机器，如今却连端起一只碗的力气都没有了。
“爸，我吃。”林建华说。
父亲艰难地点了点头，喉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母亲走过来，轻轻按了按林建华的肩膀，说：“你爸说，让你好好吃，吃完了……有话跟你说。”
林建华重新坐回小方凳前，端起那碗糖水蛋。第一个蛋入口，绵软香甜，蛋黄在舌尖化开，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红枣清香。他舍不得咬破蛋黄，一点一点地用牙齿磨着蛋白，把每一丝滋味都咽进肚子里。
吃到第二个蛋的时候，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滴进碗里，和着糖水一起被他喝进嘴里。
“傻孩子，哭什么。”母亲坐在他对面，眼眶也红了，“吃完了还要赶路呢，去新疆的火车是下午三点的。”
林建华没有说话，只是埋头把最后一口蛋汤喝干净。他把碗放下的时候，发现碗底还卧着一颗红枣，大概是母亲特意多放的。他把红枣含在嘴里，久久不舍得吐出来。
里屋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是妹妹建秀。林建华站起身，走到里屋门口，看见十二岁的妹妹正趴在床上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秀秀，”林建华走过去，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哥去新疆是去建设祖国，不是去受苦。等哥在那里站稳脚跟，就把你和弟弟都接过去，让你们住大房子，吃白面馒头。”
建秀抬起头，眼泪糊了一脸：“我不信！你骗人！人家都说新疆可远了，坐火车要好几天，到了那里天天吃包谷面，喝的是涝坝水，还要被蚊子咬！”
林建华苦笑了一下：“谁告诉你的？”
“王阿姨家的小龙，他哥哥去年支边的，回来说的。他说新疆冷得很，冬天眉毛都要冻掉……”
“小龙他哥去的是北疆，我去的是南疆，不一样。”林建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你看，这是我在学校图书馆查的。南疆在塔里木盆地边上，冬天虽然冷，但屋子里有火墙，比咱们上海的阴冷天舒服多了。”
建秀接过那张纸，看了半天也看不懂上面的字，只是抽噎着说：“哥，你真的会回来吗？”
林建华没有回答。他把妹妹重新按回床上，给她盖好被子，说：“你先睡会儿，哥去看看建民。”
弟弟建民蹲在门槛上，一句话也不说。
这孩子今年十五岁，比林建华矮了大半个头，瘦得像根竹竿。他从小就不爱说话，学习也不好，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在街道的小工厂里糊纸盒，一天挣不了几毛钱。
林建华在他身边蹲下来，问：“怎么不去吃饭？”
“不饿。”建民低着头，盯着门槛上的一道裂缝。
林建华叹了口气，伸手揽住弟弟的肩膀。建民的身子骨单薄得让人心疼，他隔着衣服都能摸到那根凸起的脊梁骨。
“建华民，哥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爸妈和秀秀。”林建华说，“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了，爸动不了，你要撑起这个家。”
建民还是不说话，只是把脑袋埋得更低了。林建华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知道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不愿意说出口。
“行，哥知道你是个闷葫芦，心里什么都记着呢。”林建华站起身，“我去看看爸。”
他回到父亲床边，在那张竹榻旁边坐下。
父亲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从他进屋就没移开过。林建华知道父亲有话要跟他说，可是中风之后，父亲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了，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咽声。
“爸，你别急，我听着呢。”林建华握住父亲的手。
父亲艰难地抬起右手，指了指自己的枕头。枕头是旧的，枕套上的牡丹花已经被洗得褪了色，棉花也硬邦邦的，枕上去硌得慌。
林建华顺着父亲的手势，把枕头拿开。枕头底下压着一个蓝灰色的布包，四四方方的，用细麻绳捆得结结实实。
“这是什么？”
父亲啊啊地叫了两声，眼睛里满是急切。
林建华解开麻绳，把布包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两样东西：一张十块钱和一张五块钱的纸币，还有一块怀表。
那块怀表是旧的，铜壳已经被磨得发亮，表盖上还刻着两个已经模糊的字。林建华认得，那是“林记”，他爷爷当年在十六铺码头扛包时，用攒了三年的工钱买的。后来爷爷把手表传给了父亲，父亲戴了几十年，表壳上的字都磨得看不清了。
“爸，这是……”林建华的声音有些发颤。
父亲从喉咙里发出一连串含混的声音，林建华听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说的是：“戴上，到了新疆人家问时间，别让人看轻了。”
林建华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他攥着那个布包，手心里传来怀表的凉意和纸币的粗糙触感。他知道这十五块钱和这块怀表的分量。这是父亲最后能给他的东西，是这个家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
“爸，钱我不能要。”林建华把纸币从布包里抽出来，重新塞回枕头底下，“你躺在床上要吃药，秀秀和建华民还要吃饭，这点钱留着家里用。”
父亲急了，喉咙里发出一阵急促的啊啊声。他试图抬起那只还能动的右手去阻止林建华，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剧烈地咳嗽起来。
“爸，你别动！”林建华赶紧扶住父亲，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手表我带上，行不行？钱留给家里，你听话。”
父亲渐渐平静下来，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盯着林建华看了很久，最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林建华把怀表拿出来，挂在脖子上，塞进衬衫里。表壳贴着胸口，带着父亲残留的体温。他又重新把布包包好，塞回枕头底下，把枕头摆回原来的位置。
“爸，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养病。”林建华说，“等我在新疆安顿下来，就给家里寄钱。你放心，我不会让建华民一个人扛着的。”
父亲啊啊地应了两声，眼角淌下两行浊泪。
林建华站起身，走到里屋门口。建华秀已经哭累了，趴在床上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他俯下身子，在妹妹的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
他转身对母亲说：“妈，我走了。”
母亲站在灶披间门口，手上沾着洗碗的水。她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个用旧手帕包着的小包裹塞进林建华的挎包里。
“这是什么？”
“几块饼干，还有两个茶叶蛋。”母亲的声音很轻，“路上饿了吃。”
“妈……”
“去吧。”母亲终于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眼眶红红的，却没有哭，“别误了火车。”
林建华背上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他生活了十八年的亭子间。斑驳的墙壁、发黄的灯泡、堆满杂物的角落、还有床上躺着的父亲和睡着的妹妹。
他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父亲一阵急切的啊啊声。林建华没有回头，他知道如果回头，看见父亲哭，他可能就走不了了。
他跨过门槛，建民还蹲在那里，低着头，一动不动。
“建民，哥走了。”林建华说。
建民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脸上却一滴泪都没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林建华。
纸包里是几颗大白兔奶糖，用糖纸包得整整齐齐。
“表姐给我的。”建华民说，这是他今天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哑得厉害，“你带上，路上吃。”
林建华接过纸包，攥在手心里。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转身走进弄堂。
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像一张灰白色的网，把整个上海都笼在里面。他走过石板路，走过早点摊，走过王阿姨晾着的咸菜，走过弄堂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
走到弄堂口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二楼的窗户亮着灯，有个模糊的身影站在窗边。是母亲。林建华知道母亲没出门，但她一直站在窗边看着他，看着他走出弄堂，走向上海北站，走向那列开往新疆的火车。
林建华转回头，擦了擦脸上的雨水，也可能是泪水。
他把大白兔奶糖塞进挎包里，和那几块饼干、两个茶叶蛋放在一起。挎包沉甸甸的，像装着整个上海的分量。
他摸了摸胸口的那块怀表。表壳还是凉的，但他知道，很快就会焐热的。
远处，外滩的海关钟楼在雨雾中若隐若现。那口大钟他从小就熟悉，每到整点就会响起，沉闷的钟声能传到杨浦来。此刻钟楼上的指针正指向九点，距离下午三点发车还有六个小时。
他加快了脚步。
林建华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和他一起出门。
她站在窗边，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才慢慢转过身来。
“妈，”建民走到她身边，“哥走了。”
“我知道。”母亲的声音很轻。
她回到屋里，走到父亲床边。父亲还在啊啊地叫着，浑浊的眼睛盯着枕头。母亲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张纸币，一张十块，一张五块。
“老头子，”母亲说，“建华把表带走了，钱留下了。”
父亲安静下来，喉间发出一阵长长的叹息声。
母亲把钱重新包好，塞回枕头底下。
她在床边站了很久，最后俯下身子，把脸贴在父亲的胸口。
“老头子，咱们的儿子长大了。”她说，“他是个好孩子。”
窗外，雨还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