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叫李群先把前期各村调研的情况做一个梳理，再做一个简要的分析统计，对各村产业的优势和劣势标注起来，等最后完成了全部村的调研后，再来考虑方案。
那天吃完早饭，江南春到罗建书记办公室，罗建正在泡茶，见江南春进来，说：“江行长，来，喝一杯营前的高山云雾茶。”
江南春对喝茶不是特别讲究，他什么茶都会喝。原来以为绿茶好喝，可后来他的胃有点受不了，特别是喝了绿茶后，到了上午将近十一点钟时，他就会感觉到特别慌。那是从心底时透出来的慌，手脚都会不听使唤。后来他总结了一下，每次这样，都是喝了绿茶特别是浓茶才导致这样的。后来他慢慢地改喝红茶，红茶比较平缓，就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但营前人都喜欢喝绿茶，还特别喜欢喝新茶，新茶那种甘甜、那种清香、那种带点山野的味道，全都浓缩在玻璃杯里。看着茶叶上下沉浮，感觉那就是人生的模样。
罗建把泡好的一杯绿茶端给江南春，江南春说了声：“谢谢。”
江南春看着茶杯冒着热气，端起用嘴巴轻轻地吹了吹，呡了一小口，口腔里立刻有了一股茶香味。
江南春说：“罗书记，我跟你汇报一下，我和李群最近都在村里搞调研，还差几个村了，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罗建说：“江行长，你太客气了，你是市里派来的，你不用跟我汇报，我还得向你请示呢。”
江南春说：“罗书记讲笑话呢，我在镇里负责工作队，肯定要跟镇里汇报，对市委、县委和农业银行负责呀。”
罗建说：“你安排你们工作队的事，要我们镇里支持的，你尽管和我说一声。”
江南春说：“工作队一定服从镇里的安排。谢谢罗书记的支持。”说完又喝了几口茶，就告辞了。
罗建书记其实看江南春都在各村里跑，他也放手让他，镇里的活动基本上暂不要求乡村振兴工作队参加。罗建从内心来说对江南春还是了解的，对他的工作也是满意的。但他觉得江南春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轴”，他认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不管是上级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这有点过于原则了。好在他是在农业银行，是条管单位，人员安排和调配、提拔都是一条线的，专业性比较强。要是在地方，关系协调不好，或者你与上级的意见不同还较真，那肯定仕途上没有发展。而且很有可能把你调整到边缘单位去，让你赋闲起来。
罗建要感谢江南春，因为五峰乡石头洞村的扶贫工作得到了市里和县里的肯定与表彰，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被评为先进单位。他个人也被评为省市扶贫攻坚的先进个人，受到省市的表彰。他以为有提拔的希望，最少也可以在县城谋一个最重的岗位，可最后县委还是平调他到营前镇任党委书记。
营前镇党委书记是很多人都求之不得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不仅仅营前是个大乡镇，经济发展也比较好，而且多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过的人最后都得到了提拔。尽管有些干得差一点的，至少也安排在县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的位置。据有人统计，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最大的现在是正厅级干部，最差强人意的也是挂名的副县级干部。所以说，只要你在营前镇党委书记的位置干满几年，只要你不犯错误，不要发生一票否决的事件发生，至少是能够往上走一步的。
罗建对江南春真正有意见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请他帮忙的事他居然忘得一干二净。在罗建看来，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江南春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他确确实实忘记得一干二净。
就是在五峰乡扶贫的时候，那次石头洞小学百年庆典大会，江南春突然接到欧阳雪的电话，说小雨可能离家出走了。开完庆典会后，江南春急忙往县城赶，他搭的就是罗建的顺风车。在路上，罗建对江南春说请他帮个忙，他小姨子的孩子大学毕业，在家里没事干，她又特别想进银行，想叫江南春帮忙在银行找个事干。
江南春以为罗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太在意。他当时还说现在银行不好搞，外面的人看起来很风光，但其实是很苦的，特别是新员工和柜面员工，工资低，任务重，连谈对象都没有时间，经常要学习要开会，每年招进来的大学生到第二年能够留下一半就相当不错了，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但罗建却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他已经对他老婆说应该没有问题，说已经请了江南春帮忙，做个临时工或者合同工应该没有一点问题。
关键是江南春那边一直都没有动静。
要怪也就怪他自己，江南春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后来，江南春就调走了，高升了，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小姨子的孩子现在还在一家私人公司里做文秘，说是文秘，其实还不是搞搞招待，每天陪老板们吃吃喝喝。
罗建心想，现在江南春是市分行的副行长了，他们两个又在一起搭档了，看来抽个时间再求他一次。
江南春从罗建书记办公室出来，回到招待所。他们现在暂时还在房间里办公，那个套间给了江南春住，另外兼做办公室。
江南春觉得不太妥，他想提出来退掉套房，改住单间，但要求镇里安排一间办公室，作为乡村振兴办公室，这样既方便他们与镇里联系，也方便村干部和老俵们找他们沟通和反映情况。这个事情等到他们调研完成后要找个机会给罗建书记说一说。
江南春和阿魁早几天约好了，今天去象牙山村。
阿魁那天说，他们的同学何高洪现在在家里带孙子，从外地回家了。江南春听说何高洪原来在福建打工，后来自己办厂。现在既然在家，就去顺便看看老同学，反正象牙山村他也还没有去搞调研，正好。阿魁说他会先联系好何高洪来，到时开车来接，要江南春在镇里等他。
路过李群房间，他正在汇总调查的数据。
江南春说：“李群，你辛苦一下，我等下和我同学去村里了解情况，你就在房间里整理数据吧。”
李群说：“我不辛苦，应该的。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多个人办事也方便些，我晚上回来再加班整理数据。”
江南春和李群在一起搭档这么久，知道这个小伙子办事利索，多一个人更好，就说：“好吧，我还真想你一起去呢，只是怕你太累了。”
李群其实也很想去村里搞调研，说：“江行长，我年轻，我当过兵，身体好着呢！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江南春掏出手机想打电话给阿魁，阿魁就打电话来了，说他到了，车停在院子里。
江南春说：“好，我们就下来。”
李群拿了包，锁好房门，和江南春一起下楼。
阿魁笑着说：“老同学，我没有迟到吧？家里就是在这么多事。我阿娘说我一天到晚就晓得到外面跑，又以为我去外面玩，她不知道我是去干正事。”
江南春内疚地说：“阿魁，真不好意思，老是叫你走，你阿娘是想你多陪陪她。”
阿魁说：“没有问题，她就是希望我一天到晚都在家里。再说，我老婆在家呢。”
江南春和李群上了车，阿魁便发动了车子，向象牙山方向驶去。
路上，江南春问：“现在乡村像你老娘这样的情况很多吧？”
阿魁说：“现在留在村里普遍都是老弱病残，要不就是上学的儿童。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好多房子都是关门闭户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哪里有这种情况？其实好多都是一家人都在外面，稍微好一点的都去外面打工了，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江南春说：“是啊，现在我也发现，留在村里的青壮年是相当稀少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这是一个问题。人都没有，乡村怎样振兴？”
阿魁说：“现在读书的都往县城跑，条件好一点的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家里的小学现在是越来越少学生了。我们母校早在十年前就没有了，合并到营前中学了。”
江南春问：“营前中学现在情况怎样呢？”
阿魁说：“营前中学倒是还有蛮多学生的，它已经不是完中了，只有初中部。”
江南春说：“乡村变得越来越冷落了，学生没有了，都往城里跑，县城的往市里跑，乡镇的往县城跑。我有一个亲戚在深圳办厂，他自己的孩子就在深圳上学，还把老娘都带了去。家里只剩下一个老父亲，那也是他不肯去深圳，喜欢留在乡下，自在。不然，全家人都去深圳了。”
阿魁说：“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村里也是，一大片房子，其实平时没几个人住，只是到了过年过节，才能看见几个人。开句玩笑话，现在要是村里老了人，找人帮忙都找不到。都是老头拐老太太在家。”
营前的方言“老了人”指的是老人去世了。李群也能听得懂。
李群说：“所以做什么事都必须要有人，人口越多的地方，做什么都好，农村人说的‘狗屎都好卖’。”
江南春说：“其实不是谁都愿意背井离乡的，在外面打工的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但你不出去就没有钱来挣，吃饭现在都没有问题，自己种的自己养的都有。但没有现金来源，哪谁来养家？谁来给小孩子交学费？如果在家门口有企业、有工厂、有事做，即使工资少一点，我想大家也是愿意回来的。就像石头洞村，搞了合作社，办了公司，不就是很多人都回来吗？”
李群说：“是啊，现在好多企业工厂都办在工业园区，但像营前离县城这么偏远的乡镇，老俵还是不能在家门口就业。”
阿魁“嘀嘀”按了两下喇叭，车正在经过一座小桥。桥上有一个老人家挑着一担东西正在经过。阿魁便停下了车，让老人家先过去，再开车。
江南春说：“现在乡下的路倒是蛮好了，车子都能通到村里。”
阿魁说：“早几年搞的村村通工程确实是好，现在农村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到过年的时候来看看，外面打工的回来了，好多人都是开车回来的，有的还是好车子，几十万元一辆的。每个村都能看见好多车，不稀奇了。”
江南春说：“那说明农村人有钱的人也多了起来。平时看不到，过年就晓得了。”
阿魁指着一幛两层半的新房子，说：“那个就是何高洪的家，一下子就到了。”
车拐了一个弯，阿魁稳稳地把车停在了房子门口的一个小坪上。从屋里出了一个人，江南春一看就是何高洪。
江南春从车上下来，说：“老同学，你还认得我么？”
何高洪说：“怎么会不认得，你是越来越年轻了，不像我，越来越老了。”
江南春介绍李群，这是我们行里的小李。又把何高洪介绍给李群。
阿魁说：“老同学，还是你更有味道，都带孙子了，当爷爷了。你看，我和江南春就没有你幸福。”
何高洪说：“唔好声得的苦，我在外面自由得很，还有钱来花。现在在家里一点味道都冇。来，来，进来坐，家里不像样哈，我来泡茶。”
江南春看看屋子，前面是客厅，后面是厨房，楼上两屋是房间。从里面出来了一个妇女，是何高洪的老婆，和江南春他们打着招呼，说：“你们是何高洪的同学吧，冇招呼哦！家里有小孙子，哪里都乱。”
何高洪说：“你去带孙子去吧，这里有我。”
何高洪老婆说：“有你？你能干什么？中午在家里吃饭吧？还不是要我来准备？”
江南春听出了她话里有话，赶忙说：“不，不，中午我们不在家里吃饭，要不回去镇里吃，要不就在村部吃。”
何高洪为难地说：“你第一次来，要不就在家里吃吧？”
江南春说：“等下再看，现在还早呢！”
何高洪说：“乡下就是这样，要先说好来，不然等下来不及，没什么菜。要不我给村里说一说，反正村支书是我叫侄儿子的。”
江南春说：“那就在村里吃吧，电话还是我们来打更合适。李群，你打个电话就说我们现在村里搞调研，中午去村部吃饭。”
李群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照着里面的电话给村支书打了一个电话。村支书问中午多少人吃饭？李群说我们总共四个人。他把何高洪也算了进去。江南春对李群办事就是满意。
大家喝着茶，嗑着爪子花生，何高洪和阿魁抽着烟，讲起读书的事来，真是一件一件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也讲了他自己高中毕业后，先跟村里其他人去了矿山挖钨砂，后来严禁乱采，矿山关停了。他又去广东福建打工，进了很多厂子，有电子厂、鞋厂、木材厂，最后跟人搞装修、做石材……可以说什么都做过，饭是有吃，但没有挣到什么钱。要不是现在有了孙子，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有可能还在外面漂着呢。
阿魁说：“钱也挣到了，玩也玩到了。何总，就你最划得来，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
何高洪说：“阿魁，你就不要笑话我了。哪像你，当云南的总经理，搞不清楚你，好好的老总都不当。”
阿魁说：“不要说我了，还是江行长好。”
江南春说：“我有什么好？还不是混口饭吃。我还羡慕你们呢，自由自在的。是吧，李群？”
李群笑了一下算是作答。
何高洪说：“你们还记得当年高考后那次在街上吃饭吗？我说了句什么话吗？”
阿魁笑着说：“好像记得，但你说了什么话我真的不记得了。”
江南春说：“当然记得。你对我说，苟宝贵，勿相忘。是不是？”
何高洪说：“阿魁，你看看你看看，还是江南春记性好，这么多年的事还记得。”
江南春说：“老同学对我讲的话，我不敢忘记呀？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同学的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何高洪问：“那青果你们还有联系吗？”
江南春想了一下，说：“我也是十几年没有联系，去银行学校读书后就失去联系了。”
何高洪又问：“现在呢？”
江南春说：“现在知道她很好。女儿都结婚了，快当外婆了。高洪，你儿子在哪里做事？”江南春巧妙地转移了话题，又没有轻易透露青果的信息。不过，青果现在情况已经很好了，完全走出了原来的阴影，现在也是果业公司的老总了。
阿魁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云水中学报到那次。去晚了，进不了门，差点和门卫吵了起来那次。”
江南春和何高洪都说记得。
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高大的年轻人来，叫何高洪老叔。
何高洪对江南春他们说：“这是我老侄，现在的村支书。”又把江南春、阿魁、李群介绍给他：“这是我同学江南春江行长，这是大名鼎鼎的阿魁老总，这个是江行长的同事。”
小何支书说：“早听镇里说最近你们会来，我等了很久了，也做了准备。但我确实不知道江行长是我老叔的同学。”
何高洪说：“要不是阿魁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他会来。”
江南春说：“我也没有通知阿魁，我以为他还在云南呢。高洪就更久没有联系了。我来的那天，刚好同县委陈达明书记去阿魁那里搞乡村夜话活动，才知道阿魁回来了，阿魁才告诉我你在家。”
小何支书说：“江行长，不好意思，我来迟了，刚才在处理村里一个事情，两兄弟因为一点土地的事反目成仇，差点动了手。你看，我劝架都劝得满头大汗。我已经通知了村里，等下中午就到村部吃个便饭。”
江南春说：“好、好。给你添麻烦了。”
小何支书说：“哪里，你是财神爷，平时请你还请不到呢。老叔，等下你陪一下你同学哈。”
何高洪说：“你不叫我我都会去的，江行长最先还是来我这里看我，本来我说在家里吃饭的，他们太客气。”
江南春不想再讲吃饭的事，问小何支书村里两兄弟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小何书记喝了一口茶，便讲起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同村的何家三兄弟，小时候感情十分要好，父母亲在的时，也就是没有分家之前情同手足。一起上山砍柴，一下下河捞鱼。有一点吃的都是三兄弟平分。这种兄弟情分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都很普遍。
随着三兄弟长大成人，三人都已成家立业。大哥留在了家乡，二哥考上了学校，在县里工作，三弟在深圳创业，有了自己的公司。父母在世时，虽然大哥在老家，结婚后大嫂便闹着要分家，和两位老人分开过。二哥二嫂住在县城，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好在嫁得不远，农忙时节都是她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三弟一家人远在深圳，只有春节才回老家。父母过世后，三兄弟因为房屋和土地闹起了纠纷。三弟不在家，委托二哥处理有关事宜。大哥二哥向来不和。因这宅基地的事闹得很不愉快，做的房子也互不相让。二哥说大哥挡了他的阳光，非要加高一层，大哥说二哥影响了他的风水，最后差一点打了起来。
江南春最近调查了解到，农村这样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他想起了那天的乡村夜话，就有人提出乡村的规划建设搞得乱糟糟的，要求城市建设部门搞好规划。
乡村振兴其实首先要住得舒服，心情愉快，村容整洁。建设“五美乡村”确实任重道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