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在湖边坐到很晚，想着吴教授说的那些话。
回去之后，我把那篇写放羊的短篇翻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拿出红笔，开始删。删一段，看看，再删一段。删到最后，三千字的文章剩了一千八。删掉的那些，有解释、有说明、有心理活动，全是“生怕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删完之后，我重新读了一遍。一千八百字，比原来的三千字短了不少，可读起来顺了，也重了。那种重不是字数的重，是分量上的重，压在心口上，沉甸甸的。
我把改好的文章拿给吴教授看。他看了一遍，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把文章还给我了。我忐忑了好几天，以为他不满意。
过了几天，他在课上说了一句话：“写作不是往纸上堆东西，是往纸上种东西。堆的东西再多，风一吹就散了。种的东西再少，扎了根，就能长成树。”
我没问他说的是不是我。可我知道，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写青海，写高原，写我娘和我爸。
这个决定有点大，大得我自己都有点害怕。我才大二，课业重，底子薄，凭啥写长篇？
可我就是想写。那些事儿在我心里头憋了太久了，憋得难受。我要是不把它们写出来，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过不好。
我开始动笔了。
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来，在宿舍里写一个小时。宿舍十一点熄灯，我就打着手电筒写。手电筒的光昏黄黄的，照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写得很慢，有时候一个小时写不了五百字，可我每天都写，一天不落。
写的是我小时候的事儿。从高原上写起，写我娘怎么被五十块钱卖了，怎么写嫁给我爹，怎么在高原上放羊，怎么挨打，怎么流产，怎么生下我。写我怎么光着屁股在蒙古包门口玩毛毛虫，怎么写我娘光着腿穿棉裤过冬，怎么写我爹把钱拿去养寡妇、寄回老家给叔叔盖房子。
写这些的时候，我的手在抖，心也在抖。那些事儿过去十几年了，可写起来跟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娘的哭声、我爹的骂声、风在蒙古包外面呼啸的声音，全在耳朵边上响着，清清楚楚的。
写到我爸出场的时候，我的笔慢了下来。这个男人太好了，好得我不知道怎么写。写他帮我娘修房子、帮我垒鸡窝、背着我娘在雨里走。写他给我买钢笔、给我送鸡汤、骑一百多里地来接我回家。写他少了两个指头的手、写他歪歪扭扭的字、写他说的那句“你叫我一声爸，我就得对得起这个字”。
写这些的时候，我哭了。趴在桌上，无声地哭。林小鸥在上铺睡着了，打着轻轻的呼噜。我不想吵醒她，把脸埋在胳膊里，让眼泪流个够。
哭完了，擦擦眼泪，继续写。
我要把这些事儿写出来，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记住。记住我娘受过的苦，记住我爸给过的好，记住那些在风雪里熬过来的日子。这些东西不能忘，忘了就是忘本。
寒假的时候，我照例没回家。
我写信跟我娘说，学校有寒假社会实践活动，我得参加。她回信说“行，那你注意安全”。
除夕那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过的。食堂关了，只有教工食堂还开着，供应年夜饭。我去打了一份蒜苔肉丝，二两米饭。菜闻着挺香的，端着饭盒回宿舍的路上，校园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坐在床上，吃着饭盒里的蒜苔肉丝，听着窗外远处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一阵一阵的，跟炒豆子似的。
我想起去年的除夕，也是一个人过的。那时候我哭了一场，今年没哭。眼泪好像被冻住了，堵在眼眶后面，流不出来。
吃完饭，我拿出本子，继续写。
写到过年这一段。写农场怎么过年。写我娘怎么蒸馒头、炸麻花，怎么把攒了一年的好东西全拿出来。我爸怎么贴对联，怎么把“福”字倒着贴，说“福到了”。除夕晚上怎么包饺子，我娘包的饺子不好看，褶子捏得歪歪扭扭的，可我爸说好吃，一口气能吃两大盘。
我写着写着，好像闻到了饺子的味道。猪肉白菜馅的，里头放了点花椒粉，香得很。
我娘包的饺子馅大皮薄，可容易破，煮出来一锅饺子汤，捞出来的时候皮是皮馅是馅的。我爸说“好吃不过饺子，破了也好吃”，拿馒头蘸着饺子汤吃，吃得满头大汗。
写到半夜的时候，手电筒没电了。光越来越暗，然后就灭了。我摸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鞭炮声，想着千里之外的农场，想着我娘和我爸。
他们这时候在干啥呢？大概在看春晚吧。
农场的电视是场部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十几寸的，信号不好，屏幕上老有雪花。可每年除夕，全农场的人都挤在场部看电视，热热闹闹的。
我娘肯定坐在前排，我爸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他们看春晚，看小品，看相声，笑得前仰后合的。
他们笑的时候，会不会想我？会不会想，丫头在北京，一个人过年，有没有饺子吃，有没有春晚看，有没有人陪？
会的。他们一定会想。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支英雄牌钢笔。我把钢笔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闭上了眼睛。
娘，爸，我在北京挺好的。别惦记我。
你们好好的，我就好好的。
窗外，鞭炮声渐渐稀了，夜慢慢地静了。远处的未名湖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冰面上，长长的，静静的。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慢慢地睡着了。
梦里头，我回到了农场。
我娘在院子里喂鸡，我爸在菜地里拔草。太阳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很舒服。我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掰成小块扔给鸡吃。
大公鸡最霸道，老抢母鸡的食，我拿脚踢它一下，它扑棱着翅膀跑了。
我娘笑着说：“你踢它干啥？它又不懂事。”
我说：“它欺负人，不，欺负鸡。”
我爸在菜地里抬起头来，笑着说：“鸡的事儿你也管，你管得真宽。”
我说：“我就要管，这是我家，啥我都管。”
然后我就笑了。笑着笑着，醒了。
窗外的天已经亮了。新年的第一天，北京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灰蒙蒙的。
我坐起来，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新年好。我在北京，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