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之后，我好几天都缓不过神儿来。
不是身体累，虽然两天两夜的火车确实折腾人，但是心里头那种空落落的感觉，跟丢了什么东西似的。
在农场的时候，觉得啥都踏实，天是蓝的，地是黄的，风是凉的，连空气都是甜的。回到北京，天是灰的，楼是高的，人是多的，连路灯都比农场的亮。可亮了又怎样？亮得没有温度，亮得让人心慌。
林小鸥说我这是“回家综合症”，过几天就好了。我说啥叫“回家综合症”？她说就是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再回来，觉得哪儿都不对劲儿，看什么都不顺眼。过一阵子适应了就好了。
她说的有道理。
可我知道，我不光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是想家了。想我娘，想我爸，想农场的麦田，想窗台上的指甲花。这些东西在北京没有，在哪儿都没有，只有青海有，只有我们家那个小院子里有。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卤兔肉分给宿舍的同学吃。林小鸥咬了一口，说“你妈手艺真好，这兔肉卤得太香了”。我说“那是，我妈啥都会做”。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头美滋滋的，好像夸的是我自己一样。
那罐子油泼辣子我没舍得多吃，每天放一点点，拌在面条里，辣得满头大汗。
林小鸥说我“自虐”，我说你不懂，这叫享受。她确实不懂。她不懂青海的辣子不是辣，是暖。吃一口，从嗓子眼暖到胃里，跟冬天在农场喝一碗热乎的面片汤一样，舒坦。
开学之后，我升了大二。
大二的课比大一多了，也难了。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一门比一门深。
我底子薄，得比别人多花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晚上十一点才回宿舍，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基本上都泡在图书馆里。
吴教授说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你的那片高原是别人没有的”。
我慢慢地开始写一些东西，不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自己想写的。写青海，写高原，写羊群，写蒙古包，写那些年在风里雪里熬过来的日子。写我娘，写我爸，写王婶，写何老师，写那些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人。
写的时候不觉得，写完再看，发现自己用的词都是土里土气的，没有什么华丽的句子，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平铺直叙地写，跟说话一样。
可这种写法，反倒让人觉得真。我拿给林小鸥看，她看完说“你写得真好，我都能看见那片草原了”。
我说“那是草滩，不是草原”。她说“差不多”。我说“差多了，草原是内蒙古那种，一望无际的草。草滩是青海那种，有草也有沙子，稀稀拉拉的”。
她笑了：“你看，这就是你比别人强的地方。你知道草滩和草原的区别，我们不知道。”
我想了想，她说的有道理。那些年在高原上放羊，我不光认得草滩和草原的区别，还认得每一种草、每一种花、每一种虫子。我知道哪种草羊爱吃，哪种草羊不爱吃。我知道哪种花开在几月份，哪种虫子咬人疼。这些知识在课本上学不到，在北大也学不到，只能在高原上学，用脚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用眼睛一天一天地看出来的。
这些东西，确实是别人没有的。
十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家里的信。信是我爸写的，字比以前工整了一些，可还是歪歪扭扭的。
“丫头，家里都好，别惦记。你娘让我告诉你，那只叫春燕的羊下了两只小羊羔，一公一母，可好看了。你娘说，等小羊长大了，卖了给你攒学费。”
信的末尾，照例有我娘写的几个字。这回写了八个字：“丫头，天冷了，多穿点。”
这八个字，歪歪扭扭的，可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大得占满了半张纸的空白。“多穿点”三个字写得最重，铅笔都划破了纸，背面能摸到凸起来的笔痕。
我拿着信，看了好几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支英雄牌钢笔，在信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娘，我知道了。你也多穿点。”
这封信我没寄出去。我把信和娘写的那些字放在一起，收在一个铁盒子里。
这个铁盒子是我在学校自己弄的一个，跟家里那个一样，装饼干的那种，盖子上印着花。
铁盒子里装着娘和我爸的信、那张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还有那支英雄牌钢笔的笔帽——笔帽上的胶布又松了，我换了一个新的，把旧的留着了。旧胶布黑乎乎的，上面还沾着墨水印子，可那是爸的手缠过的，我舍不得扔。
这些东西不值钱，可在我的心里头，比什么都值钱。
那年冬天，北京特别冷。
冷到骨头缝里。宿舍的暖气不太热，晚上睡觉要盖两床被子，还得穿着棉袄。我把娘做的新棉袄穿上，又厚又暖和，可还是觉得冷。手脚冰凉冰凉的，晚上躺在被窝里半天暖不过来。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高原上，冬天化雪水用的那个大铁盆。雪水化了，上面飘着一层羊粪蛋子，拿笊篱捞出来，水还是浑的，沉淀半天才能用。那时候觉得苦，现在想想，其实也不是苦，就是日子。日子就是那样过的，一天一天的，熬过来了，就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未名湖边散步。这是我到北京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出来，在湖边走走，想些事情，等脑子静下来再回宿舍。
那天特别冷，湖面上结了冰，月光照在上面，亮晶晶的。风吹过来，柳树的枝条哗啦啦地响，有几根扫到脸上，凉丝丝的。
我走到湖心岛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缩着脖子，裹着一件旧军大衣。走近了一看，是吴教授。
“吴教授，这么晚了您还不回家？”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笑了：“李春燕，你怎么也这么晚？”
“我刚从图书馆出来，走走。”
“走走好，走走脑子清楚。”他拍了拍旁边的石头，“坐一会儿。”
我坐过去。石头凉得很，隔着棉裤都能感觉到那股子寒气。吴教授把军大衣的一角扯过来，搭在我膝盖上。
“冷吧？”他问。
“还行。”
“青海冷还是北京冷？”
我想了想：“不一样。青海是干冷，风大，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可穿厚了就不冷了。北京是湿冷，冷到骨头里，穿多厚都觉得冷。”
他笑了：“你这个比喻好。冷到骨头里，穿多厚都觉得冷——这是文章的语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最近写什么了？”他问。
“写了一个短篇，写我小时候在高原上放羊的事儿。”
“给我看看。”
“写得不好，太土了。”
“土才好，”他说，“中国的根就是土。你看赵树理、孙犁、柳青，哪个不是土的？土的有味道，土的扎实。”
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月光下飘着，淡淡的，跟湖面上的雾气混在一起。
“李春燕，”他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想当老师，”我说，“像您一样。”
“当老师好，”他说，“可你更适合当作家。”
“作家？”我愣了一下，“我哪行啊。”
“怎么不行？”他说，“你有生活，有感受，有表达的欲望。这三样东西都有了，剩下的就是技术。技术可以学，可生活和感受是学不来的，得有那个命。”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你写的那篇青海湖的论文，我看了好几遍。你写你妈在湖边放羊那段，我看了三遍。那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技巧能练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头热乎乎的。活出来的——这三个字砸在我心上，砸出了一个坑。
“可你现在的毛病是太老实了，”他话锋一转，“你写什么都要写全，生怕别人看不懂。可文学不是这样，文学要留白，要给读者留余地。你把你妈写得那么清楚，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写出来，读者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你要学会藏，把十分的东西写出七分，剩下三分让读者自己去补。读者补进去的，才是他自己的，他才会被打动。”
我点了点头。这话他不是第一次说了，可每次听都有新的体会。
“我举个例子，”他说，“你写你妈在湖边放羊，你写她站在那儿，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看。你写了她的姿势、她的表情、她的衣裳，你在文章里写了——你写她在想你爸，在想家里的日子。可你要是把这些都删掉，就写她站在那儿，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看。读者会自己去想她在看什么、在想什么。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想法，可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画面打动。为什么？因为它留白了。”
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可又觉得不踏实。我娘在想什么，我是知道的，我不写出来，别人怎么知道？
“你不写出来，别人也能感觉到，”吴教授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好的文字不是把什么都写出来，是把该写的写了，不该写的留着。该写的和不该写的之间，有一条线。你得找到那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