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知红把父亲的家书放在砚台边上，从午时放到酉时，没有拆。
他做了很多事——去灶房帮母亲洗碗，去北坡给杉树苗浇水，去村口等哑巴从纸坊下工回来给他捎带一块蒸红薯，回书斋把魏霜臣给的存根和之前从税簿上撕下的残页夹进同一页野史簿，用朱笔在页脚标注“贞观八年秋·陈氏纸坊出货存根·原件”。他甚至还练了两页字——抄的是《文选》里江淹的《别赋》，抄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时停了笔，盯着那个“别”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这一页撕掉，重新抄。他觉得江淹写得太重了。他今天不想读这么重的句子。
那封信一直搁在砚台边上。信封是普通的桑皮纸，没有官衙的朱红框，没有蜡封印章，只有一行字——“知良亲启”。是父亲的字。他小时候见过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信封上永远只有“吾妻亲启”，里面永远只有三行字——平安，勿念，寄银若干。母亲每次收到信都先把银两取出来放在灶台下的铁盒里，然后反复读那三行字，从“平安”读到“勿念”，从“勿念”读到“寄银若干”，好像能从这三行字里读出第四行似的。她从来没有读出来过。夙知红那时候还小，不懂母亲为什么要把一封信翻来覆去地看，现在他开始懂了。母亲不是在读信，是在读人。那个写信的人不在身边，字就是他的身体——她摸信纸，等于摸他的手指；她认笔画，等于认他的眉眼。现在他自己也收到父亲的信了，他和母亲一样，把信封搁在砚台边上，不拆，只是时不时看一眼，好像多看几眼就能把信里的内容提前看出来。他看不出来，但光是看到“知良”这两个字，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在松动。父亲叫他“知良”，不是“夙知红”。这是他小时候的名字，他已经很久没用过这个名字了。村里人叫他“夙家后生”，母亲叫他“知良”，她叫他——什么都没叫。她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连“夙知红”都没叫过。她每次来找他，都直接开口说话，没有称呼，好像他的名字是一件太珍贵的东西，用一次就少一次。
酉时三刻，母亲进来送粥。今晚是粟米粥，没有南瓜了——南瓜昨天吃完了最后一颗，张四娘家的南瓜也见了底，要等明年开春再种。她把粥搁在桌角，瞥了一眼砚台边上那封还没拆的信，没说话，转身要走。
“娘。”
夙知意停住。
“你不想看看爹写了什么吗？”
夙知意站在门口，手里端着空托盘，背对着他。过了片刻，她的声音才传过来——“你爹写信，从来不写我想看的东西。他写平安，我就看平安。他写勿念，我就看勿念。”她顿了一下，又说，“但今天是写给你的。你看了，要是有什么想告诉娘的，再说。”她出去了，脚步很轻，和平时一样。但夙知红听得出她走出去之后在灶房里站了片刻——灶房里的碗筷声没有马上响起来。她把托盘搁在灶台上，手空着，在等。等他拆信。他拆开信的那一刻，灶房里的碗筷声才重新开始响。
他拆开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纸，对折了两折，展开之后是三行字。第一行——“知良吾儿，见字如面。”第二行——“播州一切安好，勿念。”第三行——“汝所行之事，吾已知。陈家盘根错节，尔一人力薄。若急，可持此信往播州府寻子车默。切切不可独闯。”没有第四行。没有“父字”，没有日期，没有落款。
夙知红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三遍。然后他把信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又把信纸翻回正面，对着灯光看，没有隐藏的字，没有夹层。三行字，加上开头那句“见字如面”，一共四句话。这就是父亲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他等了十三年的信，四句话，二十七个字。他把信纸搁在桌上，站起来，走到书箱前，把父亲的信夹进野史簿“家书”那一页。然后他回到桌前，提起笔，开始给父亲写回信。
他写了三遍，撕了三张纸。第一遍写太长——从北坡石头写到税库存根写到魏霜臣倒戈，写了两页纸还没写完，回头读的时候发现这不像回信，像呈堂证供。他把纸揉了。第二遍又写太短——“父亲，信收到。儿已知。勿念。”七个字，比父亲的信还少，像是赌气。把纸揉了。第三遍他不再想格式了。格式是给外人看的，他给父亲写信，不需要格式。他写道——“父亲，信收到。播州天凉，添衣。母亲安好，勿念。家中灶台新换了铁锅，南瓜粥很甜。儿所行事，自有分寸。若急，持信往播州，不敢忘。知良谨上。”
写完，从头读了一遍。二十七字对二十七字。不是故意的，是写完之后才数出来的。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父亲亲启”，然后搁在砚台边上，和父亲那封信的原件并排。两封信，一封来了，一封要回。明天托子车渡把信带去播州——子车渡是子车默的儿子，在播州做驿卒，每隔三五天就要从龚州过一趟，走驿道送文书。上次去播州，子车默特意交代过，有事找他儿子，他在驿道上跑，比任何人都快。
他搁下笔，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已经凉了，但他喝得很慢。窗外有极轻的声音——不是风声，不是虫鸣，是一个人把什么东西轻轻搁在青砖上的声音。他推开窗。窗台上搁着一小把地石榴，果子还带着夜露，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水光。地石榴下压着一片蕨叶，蕨叶上有一个指甲掐出来的月牙印。他往林子里看去，一片红色衣角从杉树后面一闪而过，快得像是松鼠的尾巴。
“你不进来喝粥吗。”
“今晚没粥。粥在你自己手里。”她的声音从林子深处传来。
夙知红低头看了看手里凉透的粥碗，又抬头看那片黑黢黢的林子。“灶台上还有一碗。母亲给哑巴留的，哑巴今天在纸坊吃过了，那碗没人动。”
“那是给哑巴的。”
“哑巴让给你。”
林子里的声音顿了一拍。然后她说——“那你先放着。我巡完山回来喝。”那片红色衣角从杉树后面挪了半寸，又停住了，好像她在树后犹豫了一下。片刻之后，她的声音又从树林深处飘出来，比刚才轻了半分，像怕惊动什么似的：“今天有信？”
“嗯。父亲写来的。”
“写什么了。”
“‘见字如面’。”
她安静了一瞬，然后说：“这四个字好。”她不会写“见字如面”，但她听懂了。见了字，就像见了面。她每次在石板上用水写字，他没看到，但字在石板上干了他第二天路过会看到水渍的痕迹。那也是见字如面。她把枯枝放在窗台上，那不是枯枝，那是她的信。她也在给他写信，只是不用纸。
“你回信了吗？”
“回了。”
“写了什么。”
“二十七字。”
“和山神庙台阶一样多。”她说，“山神庙有二十七级台阶。我以前数过。”
夙知红没有说话。她把他写给父亲的信的字数记在心里，拿来和山神庙的台阶比。她数山神庙的台阶大概是在很久以前——也许是刚被架上神坛的那年，每级台阶她都踩过，从第一级到第二十七级，每一级的石头都被她的赤脚磨得光滑。现在她把他的字数也刻在心里，和那些台阶放在一起。她不会问他信里写了什么——她认识的字还不够读懂一封完整的信。但她会在以后每次巡山路过的二十七个地方留下水写的字——第一级台阶写“父”，第二级写“亲”，第三级写“安”，第二十七级写“知良谨上”。她要把他不经意说出的一个数字，变成巡山路上的刻度。以后他每写一封家书，她就会在巡山的路上多写一行。
“粥在灶台上。记得喝。”他重新关上窗，坐回桌前，翻开野史簿，在“家书”那一页补了一行——“今日得父亲手书，二十又七字。余回书，亦二十七字。溯氏曰：山神庙台阶二十有七级。”写完他搁下笔，把窗推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那碗粥已经不在灶台上了。她什么时候进来拿走的，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她一定看到了灶台上那盏新添了灯油的灯——母亲今晚特意在灶台上多放了一盏灯，不是照灶台，是照碗。让她端粥的时候能看见碗沿。他重新关好窗，把野史簿翻到新的一页，开始抄《文选》。今晚抄到的是江淹的另一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他抄完之后在旁边批了四个字——“此句太重。”然后把这一页也撕了。
窗外，月亮升到半空，照着她回山的赤足印，从书斋门口一直延伸到山林深处。每个足印都清晰而轻盈，踩在砂土上的力度刚好够明天的晨露在上面凝一层薄霜。她走到野溪边停了一下，把喝完粥的碗浸在溪水里洗干净，然后从布袋里掏出那截炭条和一张巴掌大的麻纸，借着月光在纸上写了她今晚想说的话。字迹比之前更稳了一点，笔画还是太用力，炭粉嵌进纸纤维里，摸上去有细细密密的颗粒感，但每个字都认得出来——“粥热了。我在山神庙。明天我教你写‘霜’字。这个字冷。”她把纸折好，放在石头上，用那块刻了“溯”字的石头压住。然后她站起来，提着朱砂灯笼沿着野溪往上游走去。今晚巡山的路上，她要在永安桥的石碑上用水描一个“霜”字。明天他路过的时候会看到。
书斋里，夙知红把父亲那封信从野史簿里抽出来，重新读了一遍。还是那四句话，但他这次读出了第五句。父亲没有写“父字”，没有写日期，没有写落款——不是忘了，是怕写了落款，信就成了公文。他不写“父字”，是因为“知良”本身就已经是父子之间唯一需要的落款了。他把信重新折好，放回野史簿夹层，将砚台边上那封回信搁在窗台上。明天子车渡来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