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报社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苏婉儿已经站在了台阶上。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被她的汗浸得有些发软，但里面的文件完好无损。她等了不到五分钟，门开了，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报童打着哈欠把一摞报纸搬出来，看见她愣了一下。
“主编在吗？”苏婉儿问。
“在……在后面喝粥。”
苏婉儿绕过排字房，走进主编办公室。主编姓陈，五十多岁，秃顶，圆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他正端着一碗白粥，筷子夹着一根咸菜，看见苏婉儿进来，粥碗顿了一下。
“苏小姐？这么早？”
苏婉儿把信封放在他桌上，抽出里面的两份文件。第一份是郭懋卿的遗嘱复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若我暴毙，郭耀祖剥夺继承权，所有资产捐建乡民救难基金”，落款是郭懋卿的亲笔签名和日期。第二份是黑产账本的节选复印件，记录了郭家侵占清远村三百亩良田、导致四十七名村民饿死的详细账目。
“头版，”苏婉儿说，“今天就要见报。”
陈主编放下粥碗，拿起遗嘱复印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的表情从好奇变成凝重，从凝重变成震惊。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
“这是大新闻，”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但郭家会告我们。他们有的是钱，有的是律师。”
苏婉儿看着他，目光没有躲闪。“告就告。你们不怕销量？”
陈主编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那是办了一辈子报纸的人才能发出的、带着一种赌徒式的、孤注一掷的笑。“头版，”他说，把遗嘱复印件递给身边的主笔，“加印。全上海发行。”
苏婉儿走出报社时，天刚亮。她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警局。
张云亭已经在办公室了。他昨晚一夜没睡，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脸是灰的，眼睛是红的，但精神还好。苏婉儿把另一份遗嘱复印件放在他桌上。“这是郭懋卿的真实遗嘱，他儿子烧了原件。但公证处还有一份。”
张云亭拿起复印件看了一遍。“我们需要公证处的副本，才能作为证据。”
苏婉儿摇了摇头。“公证处的人已经被郭耀祖收买了。原件被他们以‘家属申请’为由封存了，没有法院的令状，谁也调不出来。”
张云亭把复印件放下，揉了揉太阳穴。“所以你给我的这份，在法律上……”
“不是证据。”苏婉儿替他说完了，“但我不是要你现在去抓人。我要你在报纸出来之后，以‘接到群众举报’为由，把郭耀祖请到警局接受询问。只要他进了警局，我就能让他露出破绽。”
张云亭看着她。“你确定？”
“不确定。”苏婉儿说，“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没有再问。
街头。七点一刻。
报童的声音像炸雷一样在上海滩的每一条街道上炸开。“号外！号外！郭家嫡子弑父夺产！遗产本应捐给灾民！”报童们挥舞着报纸，跑过南京路，跑过外滩，跑过法租界，跑过十六铺码头。行人停下脚步，掏钱买报，然后站在那里就看，越看脸色越白。
报纸的头版用大字写着——“沪上首富之死真相”。副标题是——“嫡子郭耀祖为夺产毒杀亲父，四房姨太太周氏作证后离奇死亡”。配了一张郭懋卿的遗像和一张郭耀祖的照片，两张脸并排印在一起，像一对活人和死人的对比照。
整座城市炸了锅。
郭府。七点半。
七位继承人拎着箱子从各自的房间里冲出来，像被捅了窝的马蜂。郭耀民第一个跑出大门，被一群记者堵在台阶上。他的脸白得像纸，行李箱的拉链都没拉好，衣服角从缝隙里露出来。
“郭先生，你对报纸上的内容有什么看法？”
“郭先生，你哥哥真的是凶手吗？”
“郭先生，你会分到遗产吗？”
郭耀民推开记者，钻进了等在大门口的车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对着车窗外的镜头喊了一句，然后车门关上了，车子绝尘而去。
其他继承人也相继离开，有的从后门溜了，有的翻墙走了，有的干脆连行李都不要了，穿着睡衣就跑了。郭府的大门像决了堤的河坝，一拨一拨的人往外涌，剩下的只有空荡荡的走廊和满地的狼藉。
警局拘留室。八点。
曹氏坐在铁栏杆后面的水泥台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她的手上还戴着手铐，翻报纸的动作很慢，一页一页地翻，像一个在核对账目的会计师。她翻到头版，看到那张遗嘱的照片，看到“捐建乡民救难基金”几个字，嘴唇动了一下。
然后她的身体开始往后仰，眼睛往上翻，报纸从她手里滑落，整个人从水泥台上滑了下去，倒在地上，没有了声音。
“来人！犯人昏倒了！”看守的警察喊了起来。
曹氏被抬进了医务室。她没有醒。医生说是血压骤升导致的昏厥，需要观察。但苏婉儿知道那不是昏厥——那是一个母亲在看到自己拼命保护的儿子的名字被全上海的人唾骂时，心脏承受不住的那种碎。
郭耀祖的书房。八点十五分。
郭耀祖站在窗前，手里攥着一份报纸。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报纸的边缘被他捏得皱成了一团，油墨蹭在他掌心里，黑糊糊的，像烧焦的纸灰。
书桌上的东西已经被他扫到了地上。茶杯碎了，笔筒翻了，墨水洒了一地，在浅色的地毯上洇出一块不规则的黑色痕迹，像一摊干涸的血。他走到书架前，一拳砸在书架上，几本精装书从高处掉下来，砸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躲。
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接通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和一头野兽耳语。
“给我找到郭婉清。那个贱人和苏婉儿是一伙的。找到她，带过来。活的。”
他挂了电话，走到壁炉前。壁炉里只剩下昨夜的灰烬，他蹲下来，把报纸扔进灰烬里，但没有火。他盯着那张报纸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一脚踢翻了壁炉旁边的柴火架。木柴散了一地，滚得到处都是。
郭婉清的公寓。八点半。
门被一脚踹开，门框的木屑飞溅。两个黑衣人冲进来，一个堵住窗户，一个堵住门口。郭婉清正坐在沙发上喝咖啡，看见他们，手里的杯子掉在了地上，咖啡溅了一地。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她往后退，后背撞上了墙壁。
黑衣人没有说话。一个人抓住她的胳膊，另一个人用胶带封住了她的嘴，然后用一根绳子把她的手腕绑在身后。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干净利落，像排练过无数次。他们把郭婉清拖出公寓，从后楼梯下了楼，塞进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里。车发动了，消失在马路尽头。
地上只留下一张纸条，被风吹到了茶几下面。
苏婉儿的住处。九点。
苏婉儿回到自己的公寓时，门没有锁。她记得出门时锁了。她推开门，房间里的东西都还在，但茶几上多了一张纸条。她捡起来，纸条上的字是打印的，没有手写笔迹——“让苏婉儿拿所有证据原件来换人，否则撕票。”
苏婉儿的脑子里嗡了一下。她闭上眼睛，深呼吸，强迫自己不要慌。然后她张开眼睛，脑中炸开了一幅画面。
雨。夜。坟地。墓碑上刻着“吴小妹之墓”，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郭耀祖站在墓碑前面，左手勒着郭婉清的脖子，右手拿着一把枪，枪口抵着她的太阳穴。郭婉清在哭，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的脸上淌下来。郭耀祖在笑。
苏婉儿猛地睁开眼睛。她知道了。她知道郭耀祖会把郭婉清带到哪里。
警局。九点十五分。
苏婉儿冲进张云亭的办公室，把纸条拍在他桌上。“郭耀祖绑了郭婉清。”张云亭的脸色变了。他拿起纸条看了一遍，然后抓起电话。“我马上调人。”
“我知道他在哪儿。”苏婉儿说，“吴嫂女儿的坟地。清远村东边的那片荒地。”
张云亭放下电话。“我带人去。”
“不行。”苏婉儿说，“我一个人去。他只要我。”
张云亭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见过这个女人从第一天到现在的所有变化——从那个站在走廊里发抖的金秘书，变成现在这个站在他面前、脸上没有一丝恐惧的女人。
“他身上有枪。”张云亭说。
“我知道。”苏婉儿说。
“他会杀了你。”
“他不会。”苏婉儿说，“他不敢。他敢杀他父亲，是因为他父亲不会反抗。他敢杀周氏，是因为周氏昏迷着。但他不敢面对面杀一个睁着眼睛看他的人。他不是杀人犯，他是一个懦夫。”
张云亭沉默了五秒。然后他点了点头。“我让人跟着你，保持距离。你拖住他，我们来收网。”
苏婉儿转身走出办公室。她在警局门口站了一秒，看了看天。天是灰的，云层很低，像一块巨大的湿抹布压在城市的头顶上。她走下台阶时，第一滴雨落了下来，砸在她的鼻尖上，凉飕飕的。
她钻进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了一句。
“清远村坟场。”
车夫愣了一下。“姑娘，那地方荒着呢，下着雨去那儿做什么？”
苏婉儿没有回答。她把一张钞票塞进车夫手里，靠在了座椅上，闭上了眼睛。雨水打在车篷上，啪嗒啪嗒，像倒计时的秒针。她的口袋里装着那张纸条、那份遗嘱复印件、那本账本，还有周氏临死前写下的那几句话。她知道这些东西可能救不了吴嫂，可能定不了郭耀祖的罪，但她已经没有别的武器了。
她的武器只有一样——她自己。
黄包车在雨里穿行，穿过南京路，穿过外滩，穿过法租界，穿过越来越窄的街道，穿过越来越破的房子，最后停在了清远村外的那条土路上。路已经泥泞不堪，车轮陷进泥里，车夫跳下来，拉不动了。
苏婉儿下了车，站在雨里。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她抹了一把脸，看着前方。远处，一片荒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坟。坟前站着一个穿深色风衣的男人，和一个被绑着双手、跪在地上的女人。
雨越下越大。苏婉儿迈出了第一步。
她走进坟地时，雨幕把整个世界都模糊了，只有那座墓碑和那两个人影还清晰可见。她的脚陷进泥里，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她脚下挣扎。她没有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