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审讯室的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另一根在头顶嗡嗡作响，把整间屋子照得像太平间。张云亭坐在桌前，手里的钢笔在结案报告上画出最后一个句号。他看了两遍，确认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毒药来源、指纹比对、认罪书笔迹、杀人动机。链条完整，没有缺口。
门被推开了。苏婉儿走进来，把一个信封放在他桌上。她的手指按住信封，没有松手。“探长，给我三天，我帮你找出真凶。”
张云亭抬起头看着她。这个女人的眼眶还是红的，但眼神已经不是昨天那种快要碎掉的样子了。那里面有一种他熟悉的东西——他在自己身上也见过，那是当一个警察决定追查到底时才会有的光。
“吴嫂全招了。”张云亭说。他把结案报告转过去给她看，白纸黑字，还有吴嫂按的红色手印。
苏婉儿没有看那份报告。“她招的是假话。”
张云亭把钢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见过太多顶罪的人——替丈夫顶罪的妻子、替儿子顶罪的母亲、替主子顶罪的仆人。每一次他们都说是自己干的，每一个都说得天衣无缝。但每一次，他都能从那些“天衣无缝”的供词里嗅到一种味道。那种味道叫“我在保护某个人”。
“你怎么知道是假话？”他问。
苏婉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把信封往前推了推，里面是几张她连夜整理的时间线——郭懋卿死亡当天，吴嫂在孤儿院给孩子分粮的证人证言；毒药采购记录显示采购时间吴嫂根本不在上海；认罪书上的笔迹被刻意写得歪歪扭扭，和她平时的字迹不符。
张云亭看了五分钟。然后他把结案报告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三天，”他说，“到点之前必须有证据。否则我还是要抓她。”
拘留室。铁门关上的声音像一声闷雷。
吴嫂坐在水泥台上，双手搁在膝盖上，像一尊石像。苏婉儿隔着铁栏杆坐下来，把一包桂花糕从铁条缝隙里塞进去。
吴嫂看着那包糕点，没有接。
“别查了，”她说，“我是罪有应得。”
苏婉儿没有收回手。她把桂花糕放在栏杆那边的地面上，然后伸过手去，握住了吴嫂的手。吴嫂的手还是那么粗糙，但这一次苏婉儿感觉到了它在微微发抖。
然后她听到了那个声音。
“孤儿院三十个孩子等着这笔赔偿款。我不能让他们饿死。”
苏婉儿的喉咙收紧了一下。她没有松手。“吴嫂，”她说，声音很轻，“我也是孤儿院长大的。”
吴嫂的身体僵住了。她抬起头看着苏婉儿，眼睛里终于有了光——不是希望的光，是被人理解的、那种突然不用再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光。
“我在清远村孤儿院长大，”苏婉儿说，“三岁进去，十二岁被郭家挑来做丫鬟。那个地方……我知道。”
吴嫂的嘴唇开始抖。“那你应该明白，”她说，“三十个孩子，一天两顿稀粥都快保不住了。郭家答应我，只要我认罪，他们赔八千块大洋给孤儿院。”
“他们会赔吗？”苏婉儿问。
吴嫂沉默了。
“他们连八十块都不愿意赔给你女儿的命，会愿意赔八千块给你顶的罪？”苏婉儿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吴嫂的胸口。
吴嫂没有说话。她把头低下去，低到几乎碰到膝盖。苏婉儿看见她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听见哭声。吴嫂哭起来是没有声音的。苏婉儿知道那种哭法——她在孤儿院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哭的时候不能出声。
“三天，”苏婉儿说，“给我三天。”
黄昏时分，苏婉儿走出警局，叫了一辆黄包车。“清远村孤儿院。”她说。
车夫愣了一下。“姑娘，那地方快出城了，天黑前回不来。”
“那就天黑后回来。”
孤儿院在城郊的一片荒地上，三间土坯房围着一个小院子，院墙上糊的泥巴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碎砖和稻草。苏婉儿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但大门外亮着两盏灯——不是孤儿院的灯，是停在大门口的一辆黑色轿车的前灯。
两个穿黑衣的保镖靠在车门上抽烟。看见苏婉儿从黄包车上下来，其中一个把烟头弹到地上，踩灭了。“郭少爷说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苏婉儿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我是来送钱的，吴嫂藏了一笔钱给孩子。”她把银元在手指间转了一下，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保镖对视一眼，让开了。
孤儿院里面比她想象的还要破。墙角的裂缝能伸进一个拳头，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月光从那些缺口里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块一块惨白的光斑。孩子们已经睡了，挤在三张通铺上，像一窝挤在一起取暖的小猫。
保育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看见苏婉儿进来，愣了一下，然后认出她来。“苏秘书？你怎么……”
“吴嫂让我来的。”苏婉儿说。她没说吴嫂在牢里。她知道保育员帮不了任何忙，只会哭。
保育员带她穿过走廊，压低声音说：“今天下午郭少爷派人来了，说是‘保护’我们。他说谁敢乱说话，就把这地方拆了。苏秘书，吴嫂到底怎么了？”
“她没事，”苏婉儿说，“带我去她的房间。”
吴嫂的房间在院子的最里头，一扇木门关着，没有锁。苏婉儿推门进去，点亮桌上的油灯。房间很小，一张木板床，一个旧木箱，墙上一张发黄的财神画像。空气里有一股陈年的霉味，混着吴嫂用的那种粗肥皂的碱味。
苏婉儿蹲下来，撬开木箱。箱子里的东西不多——两件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没舍得穿）、一个铁皮盒子。她打开铁皮盒子，里面是一本发霉的账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郭家黑产录。
她翻开第一页。
“民国二十六年，清远村大旱。郭家以‘借粮’名义拉走全村存粮，打下欠条三百张。次年以‘利息’为由，强占全村田地三百亩。村民饿死四十七人。吴嫂女儿吴小妹，饿死时七岁。”
苏婉儿的手指停在那一行字上。七岁。和她进孤儿院时一样的年纪。
她继续翻。每一页都记录着郭家这些年的黑产——强买强卖、侵吞田产、克扣工人工资、勾结官员偷税漏税。账本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娘，我饿。”是吴小妹的笔迹，大概是临死前写在纸上的，后来被吴嫂剪下来夹进了账本里。
苏婉儿把账本合上，抱在怀里。她的手在抖，但不是因为害怕。
孤儿院门口，郭耀祖的车还停在那里。苏婉儿抱着账本出来时，他的车窗摇了下来，露出一张在暗红色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的脸。
“金秘书，”他说，“你拿到了不该拿的东西。”
苏婉儿站在车窗外，没有后退。“这是证据。”她说。
郭耀祖笑了。那笑容温润如玉，像他在所有人面前维持了二十多年的那张面具。“证据？”他偏了偏头，“警局我有关系，报社我有股份，法院我有熟人。金秘书，你拿什么和我斗？”
苏婉儿没有回答。她抱着账本转身走了，身后传来郭耀祖低低的笑声。那笑声不大，但像虫子一样爬进她的耳朵里，让她浑身发冷。
郭婉清的公寓在法租界一栋老洋房的二楼，楼道里的灯泡坏了，苏婉儿摸黑上了楼，敲了三下。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只红肿的眼睛。
“苏姐姐？”郭婉清的声音沙哑，明显刚哭过。
苏婉儿推门进去。公寓里乱七八糟，茶几上堆着酒瓶和烟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郭婉清穿着睡衣，头发散着，脚上只穿了一只拖鞋。
苏婉儿把账本摔在茶几上。“你看清楚。”她翻开一页，指着上面郭懋卿的亲笔签名。“你父亲这些年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沾着人血的。”
郭婉清拿起账本，一页一页地翻。她的眼泪开始往下掉，一开始是一滴一滴，后来连成了线。“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把脸埋进手心里，哭得浑身发抖。
苏婉儿坐在她旁边，没有安慰她。有些真相不值得被温柔地包裹。
“你父亲是被你亲哥哥毒死的。”苏婉儿说。
郭婉清猛地抬起头。“不可能……耀祖他……他对父亲那么好……”
“他跪在灵堂里哭的时候，我看见了。”苏婉儿看着她的眼睛，“郭耀祖把毒药倒进酒杯里，看着你父亲喝下去，然后站在三米外，看着他死。”
郭婉清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苏婉儿握住她的手。触碰的瞬间，她听到了郭婉清的内心——“我想离开这个家。但我害怕。我害怕一个人。我害怕什么都没有。”
苏婉儿松开了手。“你不需要害怕一个人，”她说，“你只需要害怕继续和杀人犯做一家人。”
郭婉清没有说话，但她没有把手抽回去。
夜更深了。苏婉儿一个人走上天台。
郭府的楼顶在六楼，风很大，吹得她旗袍的下摆猎猎作响。她站在栏杆边，低头看下面的城市——上海的夜从来不黑，霓虹灯把天空映成一片浑浊的橘红色，远处的黄浦江上偶尔有汽笛声传来，像某种远古巨兽的哀鸣。
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照片。吴嫂搂着孩子，背后是塌了一半的土墙。她再把账本从怀里拿出来，翻到那页写着“吴小妹，饿死时七岁”的地方。风吹得纸页哗哗响。
三天。她能做什么？她只有一个读心术和一个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两个能力不能帮她变出证据，不能帮她让郭耀祖认罪，不能帮她把那三十个孤儿从饥饿里救出来。
但是。
她抬起头看着夜空。天上的星星少得可怜，只有几颗最亮的勉强能看见。她对着那片空旷的、没有回应的天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三天。我要让真凶自己认罪。”
风把她的话吹散了。没有人听见。不，有人听见了。
楼下，暗处，郭耀祖站在花园的阴影里，手指间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他看着天台上那个小小的、被风吹得快站不稳的身影，偏过头，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盯紧她。必要时让她消失。”
身后的人点了点头，退进了更深的暗处。
郭耀祖把那根没点的烟捏碎了，烟丝从他指缝间漏下来，被风卷走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蜡像。
他在等。等吴嫂死，等孤儿院拆，等账本被销毁，等一切都结束。他有的是时间和钱，而那个女人只有三天。
胜算，他算过了。她是零。
天台上，苏婉儿也转身下楼了。她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响，一下一下，像心跳，也像倒计时。
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