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旋翼还在缓缓减速，舱门已经完全打开。从顾北辰的角度仰头望去，只能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从舷梯上走下来，军装、便装、深色夹克，至少五六个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身形瘦削，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踏得极稳，像是踩在自己铺好的红毯上。
郑维先从招待所大门里迎出来。他的军便装已经扣好了最上面那颗扣子，领口端正，连表情都重新校准过了——刚才会议室里那种近乎恳求的空洞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恭敬。
顾北辰站在招待所门前的台阶下，没有让开。
人群走近了。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大约六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深藏青色的夹克衫，没有标识，没有军衔，甚至看不出任何职业特征。但他的脸——顾北辰在无数份内部简报和新闻截图中见过这张脸。
龚信仁。
不是照片里的样子。照片里的龚信仁永远是微微侧着脸，表情介于严肃和不悦之间，像是被摄影师冒犯了。但眼前这个人是活的——他的眼珠在顾北辰身上停留了不到半秒，然后移开，像掠过一片无关紧要的风景。那种漠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一种长期处于权力顶端的人才会有的、对周遭一切非必要信息的本能性过滤。
“郑将军。”龚信仁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的尾音都收得很干净，像是用尺子量过的，“现场情况？”
“总政保卫部和地方公安已分别介入，初步勘查完成，结论倾向于自杀。”郑维先跟在他身侧，步幅比平时小了至少三分之一，“但死者家属尚未正式确认遗体，最高检的代表预计下午两点到达。”
龚信仁没有回应。他走过顾北辰身边时，脚步忽然停了。
不是刻意的停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像是想起了什么事的状态。他偏过头，目光落在顾北辰身上，这一次停留了大约两秒。
“顾北辰？”他问。
顾北辰没有回答“是”，也没有立正敬礼。他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龚信仁的眼睛，用一种回答同级同事的语气说：“公安部疑罪调查局。”
龚信仁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不是微笑，甚至不是冷笑，只是一种确认——像是翻开一份档案，看到了预料之中的名字。
“听说过你。”他说，“你的案子，现在由总政保卫部牵头。下午最高检的人到了之后，你们配合移交材料。”
他没有等顾北辰回答，转身走进了招待所大门。随行人员鱼贯而入，脚步声在大堂的石英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最后一个进去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黑框眼镜，夹着一个公文包，经过顾北辰身边时递过来一张名片。
“顾组长，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协调材料移交事宜，可以直接联系我。”
名片上印着：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刘牧远，秘书。
顾北辰接过名片，没有看，放进了口袋。
老葛一直站在他身后两米处，全程没有说话。等到招待所大门关上，他才走过来，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他知道你的名字。”
“他知道所有人的名字。”顾北辰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来得太快了。赵志国凌晨四点坠楼，现在不到早上八点，他就从北京到了江东。四个小时，跨军地协调、调动直升机、组队出发——这不是临时起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老葛的眉头拧成一团：“你是说赵志国的死，他知道？”
“我是说——不管赵志国的死是不是意外，龚信仁都在等这件事发生。或者说，他在等一个让他能够名正言顺地‘介入’这个案子的理由。赵志国死了，案子升级了，总政保卫部介入，最高检介入——而他作为某个层级的负责人，‘恰好’路过江东，‘恰好’可以来‘了解情况’。”
老葛沉默了几秒，然后骂了一句脏话。
顾北辰没有跟着骂。他转过身，走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老葛跟上来，坐在副驾驶。
“去哪？”
“支队。”顾北辰发动了车，“夏洛应该已经把柳淑敏接过来了。在龚信仁和郑维先想起来她之前，我要让她把所有的材料全部录完、签字、封存。只要材料进了支队的案卷系统，就算总政保卫部来要，也要走正式的司法协作程序——那个程序至少需要三天。三天，足够做很多事。”
车驶出军分区招待所的大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中。
江东市刑侦支队，上午八点四十分。
夏洛的车比顾北辰早到了二十分钟。柳淑敏坐在支队三楼的证人室里，面前是一杯热水和一台录音设备。她没有换衣服，还是那件深蓝色的家居毛衣，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她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姿态端正得像在参加一场她不想参加但不得不参加的考试。
顾北辰推门进来，拉开椅子坐在她对面。
“柳阿姨，我问，你答。全程录音录像。你的律师在隔壁房间可以看到实时画面，但他不能打断。如果你在任何问题上需要暂停，直接说。可以吗？”
柳淑敏点了点头。
“赵志国在今天凌晨四点十二分，从江东军分区招待所六楼坠楼身亡。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柳淑敏的眼睛在那一瞬间放大了一倍。她的嘴唇张开了，但没有发出声音。她的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又放下去，抬起来，又放下去——像是不知道该抓住什么，还是该推开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她的声音几乎是气音。
“今天凌晨。我也是刚知道的。”
柳淑敏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到夏洛忍不住看了顾北辰一眼。顾北辰摇了摇头，示意不要打断。
大约过了一分钟，柳淑敏重新抬起头。
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眼泪。那双眼睛里有一个女人在得知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丈夫死讯时可能出现的一切情绪——震惊、悲伤、恐惧、解脱——但它们全部被压在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坚硬的东西下面。那是尊严。
“继续吧。”她说，声音稳得不像一个刚刚听到丈夫死讯的人，“他死了，我更应该把话说清楚。”
顾北辰看着她的眼睛，沉默了两秒，然后翻开笔记本。
“好。我们从第一笔转账开始。二〇一一年三月，赵志国第一次向你提及天工计划的经费问题。你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
柳淑敏闭上了眼睛。
“他说：‘上面的人需要一条安全的通道。’我问上面的人是谁。他说：‘你别问，知道了对你不好。’那是第一次。之后的十年里，他再也没有说过‘上面的人’这四个字。”
“他用了什么词来指代那些人？”
柳淑敏睁开眼，看着顾北辰。
“他从来不指代。他只是说——‘他们’。”
审讯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柳淑敏对每一笔转账、每一次通话、每一个她在日历上记下的细节都进行了确认。她的记忆不是完美的——有些日期她记混了，有些金额她只记得大概。但绝大多数信息与她提交的自书材料完全吻合，且在被反复追问时没有出现任何矛盾。
中午十一点四十分，最后一份询问笔录打印出来，一共四十三页。柳淑敏一页一页地翻看，每一页的右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红色的印泥手印。她的动作很慢，但异常认真，像是在完成人生中最后一件重要的事。
签完最后一页，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顾组长，”她说，“我会坐牢吗？”
顾北辰没有立刻回答。
“从你目前提供的材料来看，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具体的量刑需要法院根据你的认罪态度、退赃情况和立功表现来决定。”他顿了一下，“但你主动提交材料、配合调查，这些都是从轻的情节。”
柳淑敏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她拿起那杯已经凉透的水，喝了一口，放下。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目光空洞而平静。
“替我给他——赵志国，烧点纸。”她说，“告诉他，我把他供了。让他恨我吧。”
她站起来，跟着女警走出了证人室。
顾北辰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盯着桌上那四十三页询问笔录的复印件，没有动。
老葛推门进来，脸色比进来之前更沉了。
“总政保卫部来人了。他们要调走柳淑敏的全部材料。”
“按照程序走。”顾北辰没有抬头，“给他们复印件。原件封存，等最高检的人到了再移交。”
“来的不是小兵。”老葛说，“带队的是总政保卫部的一位副局长，说他们已经跟最高检沟通过了，最高检同意由他们‘先行保管’全部材料。还带了龚信仁的‘指示’——不是书面命令，是口头传达。但意思很清楚。”
顾北辰终于抬起头。
“龚信仁在支队？”
“没有。他在招待所，跟郑维先在一起。”老葛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我的人刚才看见，龚信仁的秘书——那个递名片的——在支队门口转了一圈。不是来办事的，是来看的。”
顾北辰站了起来。
“柳淑敏不能再待在支队了。”
老葛愣了一下：“你刚才还说支队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是刚才。现在龚信仁的人已经来踩过点了。如果龚信仁决定让柳淑敏‘闭嘴’，他不会在支队动手——那样太蠢。但他可以让她‘被保护性转移’到某个他控制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案子的调查结束之前，任何人都见不到她。”
顾北辰拿起外套，走向门口。
“林墨在哪？”
“在技术室，跟夏洛一起做数据备份。”
“让他来。我们换个地方。”
中午十二点，支队地下车库。
林墨把车停在电梯口，没有熄火。顾北辰和夏洛架着柳淑敏从电梯里出来——不是强行架着，是柳淑敏自己走不快。她的腿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那三个小时的询问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
“去哪？”夏洛问。
顾北辰拉开后座车门，让柳淑敏先上车。
“去一个不在任何人名单上的地方。老葛在郊区有个老房子，是他父母留下的，房产证上不是他的名字，水电费还是他父母的名字交的。龚信仁的人查不到那里。”
林墨从驾驶座探出头：“我带路。我跟老葛去过一次。”
车队从支队地下车库的侧门驶出，汇入了午间稀疏的车流。顾北辰坐在柳淑敏旁边，透过后车窗看着后面跟着的车辆——暂时没有发现尾巴。
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另一种开始。
前方的路口，红灯亮起。车停了下来。
顾北辰的手机屏幕亮了。
没有归属地的号码。一条新消息：
“不要回安全屋。不要去老房子。去这里。”
消息下方附了一个定位——江东市殡仪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