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回了青海。
火车票是提前半个月排队买的，硬座，学生票半价，十七块五。我从生活费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攒了整整一个学期。
每天少打一个菜，有时候连馒头都少啃一个，饿的时候就喝水，灌个水饱。
林小鸥说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没事儿，我胃好”。其实我胃也不好，在高原上那几年就落下了毛病，可为了省那几毛钱，忍忍就过去了。
火车过了兰州之后，我就坐不住了。趴在窗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
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熟悉——山开始变高了，天开始变蓝了，地开始变黄了。黄土高原的那种黄，不是北京沙尘暴那种灰扑扑的黄，是那种金灿灿的黄，太阳照在上面，跟铺了一层金子似的。
我小时候觉得这种颜色土，现在觉得好看，好看得想哭。
到了西宁，已经是下午了。从西宁到县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一班，早上八点发的，我赶不上了。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大通铺旅馆，一晚上八毛钱。八毛钱的通铺能好到哪儿去？一间大屋子，两排炕，睡了十几个人，有赶集的农民、有跑买卖的小贩、有一个带着孩子去看病的妇女。
屋子里有股子臭脚丫子味儿，还有旱烟的味儿，混在一起，呛得人难受。炕上的被子黑黢黢的，摸着潮乎乎的，我不敢盖，和衣躺了一夜。
可我不在乎。明天就能到家了，明天就能看见我娘和我爸了。就冲这个，别说八毛钱的通铺，就是八分钱的柴火垛我也能睡。
第二天一早，我坐了三个小时的班车到了镇上。从镇上到农场还有十里路，没有班车，只能走路。
我扛着两个大包袱走在土路上。俩包袱一个装的是书，一个装的是给家里带的东西。八月的太阳毒得很，晒得我头皮发麻，汗顺着脖子往下淌，衣裳湿透了贴在身上。
可我走得很快。十里路，我走了一个小时出头。脚底下跟生了风似的，越走越快，感觉到最后几乎是跑了。
远远地，我看见了农场。那片熟悉的土坯房，那排白杨树，那一片金灿灿的麦田。麦子熟了，风吹过来，麦浪滚滚的，跟海一样。场部的红旗在风里飘着，哗啦啦地响。几个小孩在路口追跑打闹，尘土飞扬的。
我站在路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麦秸的味道，有牛粪的味道，有土的味道。这些味道在北京闻不到，在哪儿都闻不到。只有在这儿，在农场的风里，才有。
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我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往家走。走到巷子口的时候，远远地看见我娘站在院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橡皮筋扎着，手搭在额头上，正往这边望着。
她看见了我。
她没有跑过来，就站在那儿，手搭在额头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跑近了，看见她的嘴唇在抖，眼眶红了，可她没哭。她使劲忍着，忍得下巴都在抖。
“娘！”我喊了一声，声音都劈叉了。
“回来了？”她说，声音平平的，好像我昨天才走似的。
“嗯，娘我回来了。”
“进屋吧，饭做好了。”
她转身进了院子。我跟着进去，看见院子里晒着一地的麦子，金黄金黄的。几只鸡在墙根下刨食，咕咕咕地叫。窗台上的指甲花开了，红艳艳的，比去年开得还好。
我爸从屋里出来，穿着一件旧背心，上面有好几个洞。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咦，丫头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搓着手，不知道说啥好，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了。
过了一会儿又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渴了吧？喝口水。西宁回来坐了几个小时车？累不累？”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带着一股子铁锅的味道。这是家里的井水，烧开了晾凉的。
在北京喝自来水，总有一股子漂白粉味儿，怎么喝都不对味儿。家里的水不一样，甜丝丝的，喝下去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胃里，舒坦。
“不累。”我嘴上说道。其实累得要死，两天两夜的火车，一夜的大通铺，十里路的太阳地儿，怎么可能不累？可站在这个院子里，看着我娘和我爸，我就不累了。
那天的午饭，我娘做了四个菜——红烧肉、炒鸡蛋、凉拌黄瓜、酸辣土豆丝，还有一大盆手擀面。红烧肉是五花肉炖的，炖得烂烂的，肥的不腻瘦的不柴，上面飘着一层红油，看着就流口水。
“娘，你咋做这么多？”我说，“就我们仨人，吃不完吧。”
“今天吃不完就明天吃，”她说，“你一年才回来一趟，不多做点咋行？”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自己不怎么动筷子。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她碗里，她说“我不爱吃肉”，又夹回给我。我又夹过去：“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她瞪了我一眼，只好吃了。
我爸在旁边笑，端着酒碗抿了一口。他的酒量还是那样，一杯就脸红，可他喜欢喝，高兴了喝两口，不高兴了也喝两口…。
“爸，你别光喝酒，吃点菜。”我给他夹了一筷子炒鸡蛋。
他吃了，笑眯眯地说：“丫头，你在北京瘦了。”
“爸我没瘦，还胖了呢。”
“胖啥胖，脸都凹下去了。是不是又省钱了？”
“没有，北京食堂的饭油水大，吃得可好了。”
他不信，看了看我娘。我娘没说话，低着头吃饭，可我看见她的筷子停了一下，又继续夹菜了。
吃完饭，我帮着洗碗。我娘不让，说“你歇着，路上累了”。我说不累，非要洗。两个人站在灶台前，一个洗一个擦，谁都没说话。
水龙头里的水流得很慢，跟以前一样，一缕一缕的。我洗着洗着，突然想起小时候在高原上，冬天化雪水用的那个大铁盆。雪水化开了，上面飘着一层羊粪蛋子，拿笊篱捞出来，水还是浑的，沉淀半天才能用。那时候觉得苦，现在想起来，却觉得亲切。
“娘，山上那几年，你咋熬过来的？”我突然问。
她愣了一下，手里的碗停在水龙头下面，水哗哗地冲着。
“苦熬呗，”她说，“有了你不熬咋办？。”
就这一句，“有了你”。好像我是她熬过那些年的全部理由。我心里头像被人攥了一把，酸得不行。
“娘，以后不会了，”我说，“以后有我呢。”
她没说话，把碗放在灶台上，擦了擦手，转身出去了。
我知道她哭了。她这个人，哭的时候从来不让人看见。
晚上，我躺在炕上，盖着我娘新晒过的被子。被子上有太阳的味道，暖烘烘的，跟小时候一样。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窗台上，照在那盆指甲花上。花开了，红艳艳的，在月光下看着有点发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