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地在北大扎下了根。
说“扎下了根”可能有点夸张，毕竟才几个月。可那种感觉是真的——不再像头一个星期那样，觉得自己是外头来的，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我开始认得路了，知道从宿舍到文史楼怎么走最近，知道图书馆哪个位置光线最好，知道学三食堂的包子几点钟出炉。
这些零零碎碎的知识，跟钉子似的，一颗一颗地把我钉在了这个校园里。
可真正让我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的，不是认得路，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人适合早起，天不亮就起来念书；有的人适合熬夜，越晚精神越好。有的人喜欢一个人闷头学；有的人喜欢跟人讨论，越辩越明白。
我在县一中的时候是早起型的，到了北大发现不行了。因为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早上六点从被窝里爬出来，跟上刑场似的。我试了一个星期，冻得直哆嗦，念书也念不进去，脑子跟冻住了似的。
后来我改成晚睡了。北大图书馆晚上十点关门，可自习室开到十二点。我每天在自习室坐到十一半，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才回宿舍。
路上经过未名湖，湖面上结了冰，月光照在上面，亮晶晶的，跟铺了一层银子似的。有时候能听见冰层下面有水声，咕噜咕噜的，像是在说话。
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时间。夜深了，校园静了，一个人走在路上，脑子里头一天学过的东西会自己冒出来，翻来覆去地转。
鲁迅为什么写《阿Q正传》？沈从文的湘西到底是真的还是他编的？这些问题白天想不明白，到了晚上，走着走着，突然就想通了。
我想起我爸说过的一句话：“静下来，啥事儿都能想明白。”他说的静，是农场的静——天黑了，鸡进窝了，狗不叫了，风也停了，全世界就剩下你一个人的那种静。
北京的夜不完全是那样，远处有汽车的喇叭声，有火车过道口的叮当声，可那种声音隔着距离传过来，模模糊糊的，反倒让人觉得更静了。
有一回我在路上碰见了吴教授，他穿着一件旧棉袄，缩着脖子，手里拎着一个热水瓶，看样子是从教学楼打水回来。
“李春燕？”他叫住我，“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晃悠呢？”
“刚下自习，准备回去睡觉呢。”
“嗯，”他点点头，“晚上走路好，想事情清楚。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喜欢晚上走路。”
他跟我并排走了一段。走到未名湖边上，他停下来，看着湖面上的月光，突然问了一句：“你从青海来，想家不想？”
“嗯，很想。”我说。
“想家就对了，”他说，“不想家的人，心是硬的。搞文学的人，心不能硬。”
他又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了，有生活。你的作文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从书里来的，你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是你的长处，别丢了。”
我愣了一下。吴教授看过我的作文？他才上了几节课，怎么就看了我的作文？
“你期中考试那篇论文，我看了三遍。”他说，“写你家乡的那个，青海湖。别人写湖，写的是风景，你写的是人。你写你妈放羊，写你爸…，呃，你写的是你后爸，对吧？”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有点慌。那篇论文我写的是青海湖，可我写的不光是湖。我写了我娘在山上放羊，写了我爸在湖边的农场干活，写了我们家在湖边的日子。我没想到吴教授会注意到这些。
“写得不错，”他说，“有真情实感。可也有毛病——太实了。你把什么都写出来了，没有留白。文学这东西，有时候不说比说好，藏着比露着好。你想想沈从文，他写湘西，写了很多，可更多的他没写。没写的那些，才是读者最想看的。”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拎着热水瓶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早点睡，别太晚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站在湖边，想了很久他的话。“太实了”——他说得对。我写东西确实太实了，生怕别人看不懂，什么都往纸上堆。
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这辈子，从小就是在“不说清楚就会挨打”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爹那个人，你说话说一半他听不懂，听不懂就发火，发火就打人。所以我养成了一个毛病——说什么都要说透，写到纸上也要写满，不留一点空隙。
可文学不是那样的。文学是留白，是让人自己去想、去品、去咂摸滋味。这个道理我懂，可要做到，得慢慢来。
从那以后，我写东西的时候会刻意地留一点。写到一半就停住，不往下写了。把笔放下，出去走一圈，回来再看，要是觉得停下来正好，就不写了；要是觉得还能再加，就再加一点。慢慢地，我学会了控制。
期末的时候，我的专业课成绩排到了班里第五名。吴教授在我的卷子后面批了几个字：“进步显著，继续努力。”
我拿着卷子看了好几遍，心里头美得不行。
可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北大找到了一种归属感——不是那种“我是北大学生”的骄傲，是那种“我属于这个地方”的踏实。
这种感觉很微妙，说不清楚，就像你穿了一双新鞋，头几天磨脚，穿久了就合脚了，走路的时候都感觉不到脚上有鞋。
北大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双鞋。
寒假我没回家。
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起啊。
从北京到西宁的火车票要三十多块钱，来回就是七十块。七十块钱够我两个月的生活费了。
我跟家里写信说，学校有寒假活动，我想留下来参加。我娘回信说“行，那你注意安全”，我爸在信的最后加了一行字：“丫头，你娘哭了。”
就这四个字，比什么话都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拿着信，在未名湖边坐了一个下午。湖面结了冰，厚厚的一层，有人在上面滑冰，一圈一圈地转，笑声响亮得很。我坐在岸边的石头上，看着他们，心里头空落落的。
北京的冬天真冷。不是青海那种干冷，是湿冷，冷到骨头缝里。我穿着我娘做的新棉袄，裹得严严实实的，还是觉得冷。
宿舍里没有暖气——不对，，北大宿舍有暖气，可暖气不太热，温温吞吞的，摸着不冰手而已。
林小鸥回家了，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说话都有回声。
除夕那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过的。食堂关了，只有教工食堂还开着，供应年夜饭。
我去打了一份白菜炖粉条，里头有几片肉，还有一份米饭。端着饭盒回宿舍的路上，校园里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平时热热闹闹的三角地，空荡荡的，只有风吹着宣传栏上的纸哗啦啦地响。
我坐在宿舍的床上，吃着饭盒里的白菜炖粉条，听着窗外远处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一阵一阵的，跟炒豆子似的。
我娘这时候大概在包饺子吧。
青海人不怎么吃饺子，可我爸是甘肃人，爱吃饺子，我娘每年除夕都包。
她包的饺子不好看，褶子捏得歪歪扭扭的，可我爸说好吃，一口气能吃两大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