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回到警局的时候，整栋楼的灯已经亮了大半。他把幸存者的证词录音和极乐针的供应链报告打印出来，准备直接去找何立诚。但电梯门还没打开，他就听到了走廊尽头茶水间里传来的声音。
不是争吵。是何立诚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咬碎了才吐出来的。
“你用私章给所有封装好的记忆类药品签了通关许可——没有你的密钥，这批毒品根本出不了海关。”
林耀停住了。茶水间的门虚掩着，日光灯的白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锐利的光带。他侧身靠在走廊墙上，透过门缝往里看。何立诚把一叠银行流水记录拍在茶水间的塑料桌上，纸页在掌风下散开，露出里面一排排用荧光笔标黄的交易记录。每一笔都对应着一批极乐针的出关时间，每一批的审批签章栏里都盖着同一个私章。
副局长坐在塑料桌对面，手里端着他那只常年不离手的搪瓷茶杯，杯盖上印着褪色的“先进工作者”字样。他没有看桌上的流水记录，也没有看何立诚，只是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像是在等一场他早就知道会来的雨。
“这批货从远中集团的保税仓出去，走的是‘医疗设备’的报关名目。海关不查医疗设备，因为医疗设备不需要开箱验货——你的私章就是那张免检通行证。”何立诚用手指点着流水记录上的一排日期，“每一批极乐针出关的时间，都在你以联络处名义申请‘废旧设备存放分区常规维护’之后的四十八小时内。你在审批表上签了字，数据库的访问窗口就自动打开了。”
副局长终于抬起眼皮看了何立诚一眼。那种眼神不是被揭穿的恼怒，也不是被冤枉的委屈，而是一种极其疲倦的、像是被问了太多次同一个问题之后已经懒得再解释的平静。
“你说完了？”
“没有。”何立诚往前迈了半步，手撑在桌沿上，“陆同洲死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死了。还有四个躺在我手上的幸存者名单里，他们的大脑奖赏系统已经烧成了灰，以后这辈子都感受不到任何快乐。这些人的命，是你签出去的。”
副局长把茶杯放在桌上，杯底和塑料桌面之间发出一声沉闷的磕响。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把手伸进外套内侧口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页纸。纸面泛黄，边缘有折痕，上面印着一行红字——“内部保密法第17条：本档案所属人员及其后代均为国家安全法适用范围以内的受控对象。解密审批权在国安委。”他把这张纸推到何立诚面前，动作很慢，慢得像在推一张他推了几十年还没有推到尽头的桌子。
“你去问他们为什么签。”副局长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冰面上滚过的石头，“我是联络人，不是决策人。没有我的私章，这批货一样会从别的口岸出去。海关不只有我一个授权联络员——05号同时激活的联络通道，和04号同步更新。”
何立诚的手指在纸张上停住。林耀推开门，走进茶水间。副局长慢慢站了起来，袖口内侧的衬衫边缘露出一截腕表带——棕色牛皮，表盘是象牙白色，表壳边缘有一道极细的划痕。和他之前在废弃实验室监控画面里看到的、母亲日志夹页照片里她腕上戴着的那块表，一模一样。
副局长看到他进来，没有惊讶。他只是把搪瓷茶杯的盖子揭开又合上，发出极轻的陶瓷磕碰声。
“叫苏晴把所有数据归档。”副局长夹着茶杯盖，用他惯常的语调对林耀说，“已经死掉的人不会再增加样本——但你不一定能找到下一个死掉的人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