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启文的档案比林耀想象的要厚得多。
不是刑侦案卷那种厚——那种厚是物证清单、审讯记录、现场勘查报告一页一页堆出来的。龚启文的档案厚在附录。财务记录、股权结构、私人安保合同、医疗档案、心理评估报告，每一份附录都印着不同机构的抬头，但每一页的右下角都盖着同一个章——“已结案”。
林耀把档案盒放在档案室最里面的那排铁桌上，打开台灯，一页一页往下翻。
龚启文，身家九十七亿。主要财富来源于早期对港口物流和冷链仓储的精准投资，后来转向生物科技，是远中集团旗下三家子公司的间接股东。他没有子女，没有配偶，父母早已过世。他的紧急联系人栏里填的是私人律师的名字。一个拥有近百亿资产的人，在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被称为“家人”的联系人，是一个按小时收费的律师。
案发地点在龚启文位于城东的私人别墅。别墅占地面积约两千平方米，主楼三层，外围有独立安保宿舍。案发时，别墅内共有十一名工作人员——六名贴身保镖、两名厨师、一名管家、一名私人医生、一名理疗师。十一个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别墅外围装有红外感应围栏和振动传感光纤，所有出入口都有独立供电的监控摄像头，影像保存周期为九十天。案发当晚，所有安保系统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异常触发记录。龚启文于晚上十点十五分进入安全屋，保镖在门外值守。第二天早上管家敲门无人应答，用备用钥匙开门后发现他已经死亡。
法医鉴定报告的结论是“急性心肌梗死”。报告上写着：死者冠状动脉前降支有约百分之七十五的狭窄，斑块破裂导致血栓形成，心肌缺血坏死。死亡时间推断为案发当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没有外伤，没有中毒迹象，没有搏斗痕迹。典型的自然死亡。鉴定医师签名栏里签着一个名字：卢国明。但这个名字被一道墨水杠划掉了，旁边用红笔重新写了另一个名字。
林耀把这一页凑近台灯，仔细看那道划掉原签名的墨水。不是签字笔，是钢笔，力道很重，几乎把纸划破了。划痕下面被盖住的“卢国明”三个字隐约可辨。林耀翻开附录里的医疗档案部分，找到了这位卢国明的资料——龚启文的私人医生，案发前三个月才被聘请，之前在省立医院心内科工作。档案里附着一份他的证词笔录，只有短短几行字：确认死者有冠心病史，认为死因符合疾病发展规律，同意签署死亡证明。但笔录日期是案发后第三天。而死亡证明上的签字日期是案发当天。三天之间发生了什么？林耀继续往后翻。在附录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几乎被遗漏的记录单——卢国明在案发后第四天曾通过律师向辖区派出所提交了一份书面申请，要求对龚启文的尸体进行重新检验。申请理由是：“初步鉴定结论与死者生前最后时刻的临床表现存在差异。”这份申请在提交当天就被驳回了，驳回理由是“法医鉴定结论已出具，无重新检验必要”。林耀把那张申请单翻过来，背面有一行手写的字，是卢国明的笔迹——“他的眼睛是睁着的。心肌梗死患者在发病时会因为剧痛而闭眼，这是本能。但龚先生的眼睛是睁着的。他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不像是心梗死的。”
林耀合上档案，把台灯关掉。档案室里只剩下头顶那根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发出的微弱电流声。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龚启文在死前三个月突然更换了私人医生，新医生在签署死亡证明后又反悔，反悔的申请当天就被驳回。驳回他的那个机构，和给他复职审批表上划掉三间办公室门禁权限的机构，用的是同一个印章格式。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死亡案例。这是一个被按下去的盖子，而盖子在三年后被他从最底层积满灰尘的档案盒里翻了出来。
他掏出翻盖手机，拨通了苏晴的加密信道。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龚启文的案子，三年前的。你那边能调出他的遗体处置记录吗？”
苏晴的键盘声在密信那头密集地响了一会儿，然后停了。“遗体没有被火化。记录上写着家属要求保留遗体，费用预付了五年。他现在还躺在省立殡仪馆的冷冻柜里。”林耀把档案夹在腋下，站起身推开档案室的门。走廊尽头那根坏掉的日光灯管还在忽明忽暗地闪，把他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
“龚启文的尸体还没火化。我要调他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