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哲把体检名单上的名字按省份重新排列。十几个失踪者分布在七个省，户籍地彼此相隔上千公里，口音不同，饮食习惯不同，连失踪的时间都分布在好几年里。如果不是培养皿的编号把这些人的名字串在一起，谁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任何关联。
他用了一个下午，挨个给失踪者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打电话。对方一听是省厅刑侦技术顾问，态度都客气，但能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家属报的是失踪，我们立了案，查了半年没线索就挂起来了。”“他老婆说他是出去打工就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了。”“这人平时就独来独往，失踪了好一阵子才有人发现。”每个案子都是死胡同。
挂了电话，他坐在办公桌前反复翻那叠体检报告。孟启良签名的位置在每份报告的末尾，签得随意，像是例行公事。但体检项目里夹了一项不太常规的检查——组织相容性抗原配型。这个项目通常只在器官移植前才做。
他重新打开失踪人口数据库，这次换了个搜索方向。不查失踪记录，查医疗记录。系统权限不够，他去找了张队。张队在走廊里听完他的理由，沉默了几秒，问了一句“确定和案子有关”。他说确定。张队掐灭烟，带他去信息中心开了权限。
医疗记录在屏幕上一条一条蹦出来。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后第三个月出现在邻省一家三甲医院的器官移植科。不是作为供体，是作为受体。他接受了一次肾脏移植手术，手术记录完整，器官来源标注为“自愿捐献”，供体编号后面跟着一个假名字。第二个失踪者，同样的情况，肝脏移植，手术时间在失踪后半年。第三个，心脏瓣膜移植。第四个，角膜移植。
他把十几个失踪者的医疗记录全部调出来。每个人在失踪后都接受过一次器官移植手术，手术地点分散在不同省份的医院，主刀医生互不相识，麻醉师互不相识，连医院的级别都不一样。但每份手术记录里供体编号的编码格式如出一辙——字母加数字的组合，前缀全部一致。
他把那个前缀抄下来，和临海仓库冰箱里培养皿的批次号比对。前缀后几位数字的排列规律完全吻合。
凌晨，小陈从外面买了晚饭回来，看见宋明哲还坐在电脑前，面前的盒饭一口没动。屏幕上并列开着几十个窗口——失踪档案、体检报告、移植手术记录。他把所有数据做了交叉比对，在纸上画出一张表。左边一列是失踪者姓名和失踪时间，中间是接受的移植器官和手术时间，右边一列是供体编号和对应的培养皿批次号。三条线在时间轴上严格对应，误差不超过前后几周。
他拨通了方叙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背景音是实验室仪器运转的低频嗡鸣——方叙又在熬通宵。
“你帮我确认一件事。”宋明哲把表格拍照发过去，“供体编号和培养皿批次号的编码规则是不是同一套。”
方叙那边安静了一会儿，只有键盘声。然后他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那种熬夜后的沙哑，是突然清醒过来的警觉：“编号编码的校验位算法一模一样。同一个人设计的。”
“供体的真实身份能不能追溯？”
“不行。器官捐献系统里的供体信息是封闭的，我只能查到分配路径。”方叙又沉默了一阵。实验室里的仪器在响，宋明哲能听到离心机低速旋转的嗡鸣。然后方叙开口了，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想清楚了再说，“他们不是失踪，是被拆解了。器官是副产品，真正值钱的是神经系统。”
宋明哲把手机从左手换到右手。他面前摊着那张表格，表格上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个被摘除的器官、一个假供体编号、一个培养皿批次号。这些人的器官被移植给需要器官的人，手术完全合法，档案无懈可击。而他们的神经系统——那些被摘出来的大脑和脊髓，被送进了临海仓库的冰箱，被编上批次号，变成了林知意复制品的数据参照。
“这些人的神经系统现在在哪。”他问。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方叙说，“就在临海仓库那排冰箱的最底层。你只翻了上面几层培养皿，没打开最下面的抽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