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疗养院回来之后，宋明哲把铁皮柜里那十几份档案按编号顺序排在办公室墙上。每份档案封面都贴着一张林知意的照片，不同年龄，不同眼神，但那张脸他闭着眼都能描出来。他退后一步看着这些照片，像是在看一个人的一生被切成十几片薄片，每一片都活着，但谁也不是完整的那个人。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开始做一件最枯燥的事——把培养皿的编号输进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这是方叙建议的。“既然每个批次都有独立编号，那这些编号不可能只用来标记细胞，肯定还对应着别的什么，”方叙在电话里说，“人体复制不是种蘑菇，光有基因组不行，得有人体的原始数据作参照——骨骼密度、血管分布、神经接驳角度。这些数据从哪儿来？”
宋明哲开始一条一条地查。临海仓库冰箱里一共有几十个编号，从LZY-01排到LZY-37。他把每个编号当作一个独立关键词，输入失踪人口数据库的模糊比对栏。系统跑得慢，老旧的服务器风扇嗡嗡响，每检索一次都要转好几圈。他在等待的间隙里喝了半杯凉咖啡，吃了两片小陈放在他桌上的苏打饼干。
第一批比对结果在凌晨跳出来。三个编号，对应三个被注销身份的失踪者——男，四十多岁，某省某市人，失踪数年，户口已注销。注销原因栏写的是“下落不明超过法定年限”。宋明哲把这三份失踪档案打印出来，又继续往下跑。天亮的时候，又跑出几份。到小陈推门进来时，匹配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几个。
小陈手里端着两杯热豆浆，一杯放在宋明哲手边，一杯自己端着暖手。他凑到屏幕前看了看，豆浆差点洒出来：“这些人互相认识吗？”
“不认识。不同省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男女都有。”宋明哲把匹配结果投到墙上那面旧投影幕布上，十几个失踪者的证件照排成两排。一个建筑工地的小工，一个中学体育老师，一个开小卖部的，一个做家政的——都是最普通的人，放在人堆里不会被多看一眼。“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失踪之前那一年都做过同一件事。”
他把鼠标往下滑，屏幕切换到另一组数据——体检记录。每一个失踪者都在失踪前曾在脑科学研究所附属医院做过一次常规体检。体检项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胸片。每份体检报告末尾的医师签名栏里，签着同一个名字。
小陈豆浆喝到一半停住了。
孟启良。
“他是体检医师？”小陈的声音拔高了半度。
“他不是。”宋明哲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他眼眶干涩，但思路在疲惫里反而更尖锐，“孟启良的档案里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在脑科学研究所的正式职务是物业维保主管，不是医务人员。但他签了这些体检报告——用同一个签名模板，盖在十几份互不相干的档案上。”
他在投影幕布上调出孟启良的签名样本，又从体检报告里截取了几份签名并列放在一起。笔迹鉴定的比对窗口弹出来——匹配度很高，是同一个人写的。但签名的内容不一样。物业维保记录上他签的是全名“孟启良”，体检报告上他签的是“孟医师”。不是同一种身份，但笔迹出自同一只手。
“他把这些失踪者筛选出来，用体检做幌子采集生物样本。然后这些样本被送进脑科学研究所，作为林知意复制品的数据参照。”宋明哲把投影切回失踪者的照片墙，十几张脸沉默地看着他。小陈把豆浆放在桌上，再没喝过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