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科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的旧址在城北，已经停用六年。门诊大厅的挂号窗口蒙着塑料布，候诊椅被堆在墙角，落满灰尘。宋明哲从侧门进去，走廊里弥漫着旧病历纸张受潮后特有的霉味。
提前联系好的退休护士长已经在档案室门口等他。她叫周秀兰，在这家医院干了三十年护理，两年前正式退休。她手里的钥匙串哗啦响了一阵才找到档案室的那把，锁芯锈得厉害，拧了好几下才开。
“你说的那个病人，我有印象。”周秀兰推开铁门，按开墙上唯一还亮着的日光灯。灯管闪了几下才彻底亮起来，档案室里十几排铁皮柜整齐排列，每排柜子上都贴着年份标签。她径直走到最里面那排，在标着十七年前年份的铁柜前蹲下来。“因为那个姑娘是我经手的第一个脑死亡病例。当时神经内科主任亲自做的脑电图，平直，两次，间隔十二小时。按规定可以宣布了。但送她来的那个男的——姓顾，好像是她的导师——跪在主任办公室门口，求再等几天。”
她从柜子最底层抽出一个泛黄的牛皮纸档案袋。封面上的钢笔字已经褪成浅棕色：林知意，十七年前。
宋明哲接过档案袋，没立刻打开。他找了张落灰的木桌，把档案袋放在上面，从口袋里拿出老周事先给他备好的白手套戴上。周秀兰靠在铁皮柜旁，双手交叉在胸前，默默看着他。
病历内页完整——入院记录、病程记录、脑电图报告、器官捐献同意书，按时间顺序排列得整齐。他先翻到脑电图报告那页：两次脑电波均为平直线，时间间隔符合法定标准。下面签着神经内科主任的名字，日期清晰。他翻到病程记录最后一页，找到了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栏——“死亡时间”用黑色记号笔划掉了，不是轻轻划一道，是反复涂抹直到笔尖把纸面压出凹痕。他侧着光才分辨出被覆盖的那组数字，旁边手写了两个字，字迹不是黑色，是蓝黑墨水，潦草但有力——“暂无”。
“这个‘暂无’是谁写的？”
周秀兰凑过来看了一眼：“这不是医嘱的写法。医生不会用这个词。我们护理记录也不会出现这种话。”她盯了一会，忽然想起来了，“这是顾世安的字。当时他几乎天天在ICU外面守着，带了厚厚一摞文献坐在走廊长椅上。有一次我值夜班，他让家属签完字之后走了，等我查房回来，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但病历上多了一行字。我猜是值班医生默认同意让他补记的。”
宋明哲把病历翻到器官捐献同意书那页。和邮件里那份复印件一致——每项都填了，但每项都填得不像正式文件。联系人写“无”，关系写“无”，捐献意愿栏只有一道斜杠。但签名栏里顾世安的签名很用力，几乎把纸划破。填完这份无效的同意书之后，又以导师名义在死亡时间栏旁边写下了“暂无”。他把同意书放到脑电图报告旁边。两份文件并排，两个日期相差只有两天。
“她后来怎么了？”周秀兰问。
“她后来出院了。”宋明哲把病历合上，手指按在那个被涂改的日期上，“这不是死亡证明。这是实验起点。那个宣布她脑死亡的人就是她后来的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