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快过完的时候，周姨的收音机坏了。
不是一下子坏的。先是声音断断续续，调台的时候吱吱响，像有人在里面咳嗽。后来干脆不出声了，怎么拍都不行。
周姨端着收音机来找君予安，站在工作室门口，一脸心疼。
“予安，你帮我看看。跟了我十几年了，舍不得扔。”
君予安接过去，翻了翻。老式的德生收音机，外壳磨得发白，旋钮上的字早就磨没了。后盖的螺丝锈了两颗，拧不开。
他花了半个小时才拆开。里面的线路老化了，好几处焊点松了，喇叭纸盆也裂了一道缝。
“周姨，能修，但得换喇叭。”
“换得到不？”
“我问问。”
君予安先试着把焊点重新补了一遍。烙铁烧热了，锡丝点上去，冒出一小股白烟。他的手稳，焊点圆润光亮，一颗一颗补过去。装回去，开机——有声音了，沙沙的，听不太清。
喇叭不行了。
他在镇上问了一圈，没人修收音机。老刘说街尾以前有个修电器的，早就不干了。林安说网上买一个吧，新的也不贵。
“周姨要的不是新的。”君予安说。
林安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君予安骑了老刘的摩托车，去了隔壁镇。听说那边有个老头修收音机，在邮局旁边摆了个摊。他找了半天，没找到。邮局门口只有一个修鞋的，一个配钥匙的。
“修收音机那个呢？”他问修鞋的老头。
“老张啊？不干了。眼睛不行了。”
君予安站在邮局门口，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白。他想了想，又骑了二十里路，去了县城。
县城电器城三楼，有个专门修收音机的柜台。一个中年男人拿起来看了看，说：“这玩意儿太老了，没配件。”
“喇叭也没有？”
“什么型号的？”
君予安把拆下来的喇叭递过去。那人看了看，翻了翻抽屉，找出一只差不多大小的。
“这个能用，但声音可能不一样。”
“多少钱？”
“三十。”
君予安付了钱，骑车往回赶。到双溪的时候天快黑了，周姨站在巷口等他。
“予安，你去哪儿了？一天没见人。”
“县城。买了配件。”
周姨愣了一下。“跑那么远？”
“不远。二十里路。”
他进了工作室，把新喇叭换上。焊好线，装回去，开机。
收音机响了。
声音清楚，没有沙沙声，没有吱吱响。川剧的调子从喇叭里流出来，稳稳的，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晰。
君予安听了听。音色跟以前不一样——新喇叭的声音更亮，旧喇叭闷一些。
他拿去给周姨。周姨接过去，调了调台，又调了调音量，听了很久。
“声音不一样了。”她说。
“嗯。新喇叭。”
周姨又听了一会儿，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她把收音机放在桌上，转身去厨房，端了一碗绿豆汤出来。
“跑了一天，喝点。”
君予安接过去，绿豆汤是凉的，甜度刚好。他喝了两口，放在桌上。
“周姨，声音不对的话，我再去调。”
“不用。”周姨坐下来，“响就行。能听就行。”
两个人坐在堂屋里。收音机放着川剧，是《秋江》，调子慢悠悠的，一句唱半天。君予安听不懂，但坐在那儿不觉得烦。
“予安。”
“嗯。”
“你爷爷以前也听戏。他听的不是川剧，是京剧。我跟他说川剧好听，他说‘听不懂’。”
君予安没接话。他没听过爷爷听戏，他记事的时候爷爷已经不听了。
“这台收音机，”周姨摸了摸外壳，磨得发白的那一面，“就是你爷爷帮我挑的。那年镇上供销社进货，来了三台，你爷爷说这台音色好。”
君予安看了看那台收音机。外壳上有几道划痕，旋钮松了，调台的时候要多转半圈。
“修好了就行。”他说。
周姨点了点头。
晚上林安来了，问了收音机的事。君予安说修好了，但声音不一样。
“周姨不高兴？”
“没有。她说‘响就行’。”
林安想了想。“她不是要‘响’，她是舍不得。”
君予安知道。但他说不出来。在工作室里坐着，刀拿在手里，没刻。台灯的黄光照在工作台上，木屑还没扫，细细的，一小堆。
“予安。”
“嗯。”
“你跑了一天，累不累？”
“不累。”
“骗人。”林安说，“老刘说你骑他的摩托去县城了。来回四十里。”
君予安没说话。
林安站起来，走到他旁边。“手。”
他伸出手。林安握了握他的手指，捏了捏指腹上的茧子。
“明天休息吧。别刻了。”
“嗯。”
她把他的手放下，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晚安。”
“晚安。”
她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响了一会儿，没了。
君予安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排雕刀。陈伯送的，刀柄暗红，包浆发亮。
他拿起那把最小的圆刀，在拇指上试了试。
放下。
没刻。
关了灯，走进卧室。窗外的柚子树沙沙响，知了叫了一天，晚上终于歇了。
他躺下来，闭着眼睛。
想起周姨说的——“你爷爷帮我挑的。”
一台收音机，用了十几年。坏了，修。声音不一样了，也行。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
窗外的风大了一点，柚子叶响得更厉害了。
他听着那个声音，没再想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