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头一个星期，我基本上是在晕头转向中度过的。
校园太大了。
光是教学楼就有好几十栋，文史楼、理科楼、地学楼、法学楼……我第一天去找教室上课，转了二十分钟才找到。
文史楼倒是好认，红楼一栋，门口有两棵银杏树，可里头的教室太多了，一间一间的，长得都差不多。我推了好几次门，推开的不是别人的教室就是没人的空屋子，窘得我脸通红。
食堂也多。学一、学二、学三、学四，还有清真食堂、教工食堂。每个食堂的菜都不一样，有的便宜有的贵，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
我跟林小鸥连着吃了三天，才摸清楚哪个食堂的包子好吃、哪个食堂的炒菜便宜。
图书馆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北大的图书馆比我们县城的图书馆大一百倍都不止，好几层楼，一排一排的书架，跟森林一样，走进去就迷路。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愣是不敢进去。太大了，大得让人害怕。就好像你站在青海湖边，看着无边无际的湖水，觉得自己特别小、特别渺小。
后来我慢慢地摸清了门道。
图书馆的二楼是文科阅览室，中文系的书大部分在那儿。我办了一张借书卡，一次能借五本。头一个月我借了二十多本书，有专业书，也有小说。
我在县一中的时候觉得自己读了不少书，到了北大才发现，我读的那点东西，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够。
班上有些同学，高中就读完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有的甚至读过英文原版的小说。我呢？《红楼梦》翻过几页，没看完；《水浒传》看了一半，人物太多记不住；《三国演义》压根没碰过。
差距大得让人泄气。
班上有三十几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有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也有山东的、四川的、湖南的。
青海来的就我一个。头几天上课，我一句话都不敢说，怕开口露怯。我的普通话带着青海口音，一说出来就有人笑。虽然人家是善意的笑，可我脸上还是挂不住。
上现代文学课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谁读过鲁迅的《呐喊》？”
班上三分之二的人举手了。我没举手。因为我只听说过《呐喊》，可没读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书名，让大家回去读。我抄下来一看，十本书里我只看过两本，还是囫囵吞枣看的，根本没读懂。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心里头堵得慌。我想起我爸说的话，“你尽力了就行”。可我尽力了吗？
在县一中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尽力了，到了北大才发现，我的“尽力”跟人家的“平常”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宽得跟青海湖似的。
林小鸥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有一天晚上，她从上铺探下头来，跟我说：“春燕，你是不是不太适应？”
“还行。”我说。
“别骗我了，”她说，“你这几天话特别少，吃饭也吃得少。是不是觉得跟不上？”
我不吭声了。
“你别急，”她说，“刚来都这样。我从青海回北京的时候，也跟不上。北京的教材跟青海不一样，老师讲课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头一个月也是晕的。后来慢慢就好了。”
“你跟我不一样，”我说，“你是回北京，底子比我好。我是从农场来的，啥都没见过，啥都没读过。”
“那又咋了？”她说，“你能从青海考到北大，就说明你不比别人差。底子不好可以补，书没读过可以读。北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书多，你四年都读不完。你怕啥？”
她说得有道理，可我心里头还是不踏实。
真正让我踏实下来的，是一件事儿。
开学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家里的信。信是我爸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歪歪扭扭的，可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丫头，你娘让我写信告诉你，家里都好，别惦记。你娘说让你别省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她给你寄了三十块钱，是卖兔子攒的，你收好。还有，你娘给你做了几双鞋垫，跟信一起寄的，你看看合不合适。”
信的末尾，照例有我娘写的几个字。这回不是“丫头加油”了，是四个字：“丫头，好好的。”
“好好的”三个字挤在一起，“好”字写得特别大，“的”字小得都快看不见了。我娘的字也是那么丑，横不平竖不直的，跟小孩写的似的。可那几个字里头的劲儿，比什么书法都好看。
我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最后眼泪就下来了。林小鸥递给我一块手绢，没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
鞋垫是两双，一双绣着花，一双没绣。绣花的那双上面绣的是两朵小花，红艳艳的，我认得，那是指甲花，我娘窗台上种的那种。针脚不算细密，可结实，一看就是费了功夫的。
我把鞋垫垫在鞋里，大小刚好。穿着它走路，脚底下软乎乎的，像是踩在农场的草滩上。
从那天起，我不慌了。
我开始泡图书馆。只要没课，我都泡在图书馆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到图书馆，一直坐到晚上十点关门。
我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看不懂的就问老师、问同学，或者去查资料。北大的好处就是资源多，你想看的书基本上都能找到，找不到的还可以去北京图书馆借。
我把高中的英语课本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又把大学的英语课本提前预习了。
每天早上在未名湖边背单词，背得口干舌燥。
未名湖的早晨很安静，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教授在湖边打太极拳，还有几个学生在湖边念书。
湖面上飘着一层薄雾，柳树的叶子垂在水面上，风一吹，轻轻地晃。
我有时候背累了，就坐在湖边的石头上，看着湖水发呆。
未名湖不大，比青海湖小多了，可它好看。好看在哪儿呢？好看在它的安静，在它的秀气，在它四周的那些老房子、老树、老石头。这些东西都是有年头的，站在那儿好几十年了，看过多少人、多少事。
我在湖边坐着的时候，常常想起青海湖。青海湖大，大得没边没沿的，站在湖边觉得自己跟一粒沙子似的。未名湖小，小得让人安心，让人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待下来的，是可以慢慢长大的。
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遇到了一件事儿。
我正在三楼阅览室看一本《沈从文小说选》，对面坐了一个老头儿，花白头发，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看得入神。
他翻书的时候很小心，一页一页地翻，跟翻宝贝似的。我多看了他两眼，觉得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同学，你在看沈从文？”
我点点头：“嗯，以前没看过，现在补课。”
“以前没看过？”他有点惊讶，“你是大一新生？”
“对，青海来的。”
“青海？”他来了兴趣，“青海好啊，我去过。青海湖漂亮，比未名湖漂亮多了。”
我笑了：“可未名湖有名啊，青海湖没名儿。”
“有名没名的，都是水。”他说，“水是一样的水，就是看的人不一样。”
他这话说得有点深，我不太懂，可我觉得有道理。
他又问我：“你喜欢沈从文的什么？”
我想了想，说：“喜欢他写的水。他写的沅水、辰水，跟我们青海湖不一样，可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说不出来就对了，”他笑了，“好的东西都说不出来，说得出来的就不是最好的了。”
他合上书，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读，小姑娘。北大最好的地方，就是能让你好好读书。”
他走了。我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头儿是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姓吴，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他在系里很有名，写过好多书。
可那天他坐在我对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跟我爸穿的差不多。
这件小事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北大也好，未名湖也好，说到底就是个地方。地方再好，也得有人待着。人待着干啥？待着读书、待着想事情、待着长大。
我在农场的草滩上能长大，在未名湖边也能长大。地方换了，人没换，我还是我。
可我不完全是我了。
我在变。在北大待了一个月，我的普通话好了很多，也敢开口说话了。我的英语也进步了，能看懂英文原著了，虽然看得很慢，一页要查好几个单词。我的专业课上得也不错，期中考试考了班里前十名。
吴教授，就是图书馆碰到的那个老头儿在课上说我的论文“有想法，写得不空”，给了我八十五分。八十五分在班里不算高，可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鼓励了。
可我还是会想家。
想家的时候，我就去未名湖边坐着。看着湖水，看着柳树，看着远处的博雅塔，心里头慢慢地就静下来了。
有时候我给家里写信，写完了就在湖边念一遍，念给自己听，好像是念给我娘和我爸听一样。
十月底的一个傍晚，我收到了一封家信。信是我爸写的，这回字写得比以前工整了一点，大概是练过了。
“丫头，你娘让我告诉你，家里的鸡下蛋了，一天能捡三四个。她把鸡蛋攒起来了，说等你回来吃。你娘还说，让你别省，该花的钱花。家里都好，别惦记。”
信的末尾，照例有我娘写的几个字。这回写了六个字：“丫头，我想你了。”
“我想你了”四个字挤在一起，歪歪扭扭的，可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大得几乎占满了整张纸的空白处。
我拿着那封信，在未名湖边坐了很久。
天黑了，湖面上倒映着博雅塔的灯光，一闪一闪的。柳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有几片叶子飘到湖面上，轻轻地打着转。
我站起来，把信小心地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我沿着湖边慢慢地走，走过石舫，走过翻尾石鱼，走过乾隆诗碑。
这些名字我都是到了北大之后才知道的，可走在这条路上，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久得跟这条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认识了。
走到湖心岛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湖对岸的灯光。图书馆的灯还亮着，文史楼的灯也亮着，一盏一盏的，在夜幕中闪着光。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北京的空气还是带着煤烟味儿，可我已经习惯了。就像当初习惯了羊粪蛋子味儿一样，习惯了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日子就过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