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过了西安之后，窗外的风景就变了。
黄土高原慢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山，没有坡，地平平的，跟桌面似的。
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了，只剩下茬子，一块一块的，跟棋盘一样。
远处的村庄白墙灰瓦的，跟我们青海的土坯房完全不一样，看着秀气多了。
我在青海待了十八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平原。我们的农场虽然也在平地上，可四周有山，抬眼就能看见远远的山影子。这儿不一样，四面八方都是平的，天像个大锅盖扣在地上，地像个大棋盘铺到天边。
看着看着，心里头就有点发慌，就是那种没有着落的慌，好像一脚踩下去，踩不到底似的。
对面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在西安下车了，换了一个老太太上来。老太太是河北人，去北京看儿子，带了一大篮子红枣，非要给我吃。我说不用，她说“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甜着呢”。
我推脱不过就拿了一颗，咬了一口，确实甜，甜得发腻。
“姑娘，你是去北京念书的？”老太太问我。
“嗯，北大。”
“哎呀，北大好啊，”老太太说，“我儿子的单位就在北大旁边，中关村。你知道中关村不？”
我摇摇头。中关村是啥地方，我哪儿知道啊。
“那地方可热闹了，”老太太说，“好多大学都在那儿。你以后可以去找我儿子玩，他在科学院上班。”
我笑了笑，没接话。
火车过了石家庄之后，车厢里的人开始收拾东西了。有人把行李从架子上拿下来，有人开始整理衣裳，有人去厕所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车厢里的气氛变得躁动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为最后一刻做准备。
我也把行李收拾好了。两个包袱，一个网兜，整整齐齐地码在座位上。然后我去厕所洗了把脸，把头发重新梳了一遍，衣裳也整了整。
这件蓝色的卡其布外套是我娘新做的，还带着浆洗过的硬挺劲儿，领子立着，有点硌脖子。我摸了摸衣领，想起我娘缝扣子的时候咬着线头的样子，心里头一酸。
火车减速了。窗外的房子越来越密，路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然后我看见了一片很大的水面。那是一条河，宽得很，水是灰黄色的，流得很慢。
“那就是永定河，”老太太说，“过了永定河就进北京了。”
我趴在窗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窗外。
铁路两边是高楼。这不是县城那种三四层的楼房，是真正的高楼，七八层、十来层的，一栋挨着一栋，跟森林似的。路上的汽车也多，多得数不清，红的白的黑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然后我看见了城墙。灰色的砖墙，高大得吓人，顶上还有垛口，一眼望不到头。那是北京城墙——后来我才知道，那已经是最后一批还立着的城墙了，再过几年就要拆了。
可那时候我不知道，就觉得这城墙真高真厚，跟山一样，挡在面前，让人觉得自个儿特别渺小。
火车进站了。北京站三个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站台上人来人往，喇叭里播着报站的声音，吵吵嚷嚷的，跟炸了锅似的。
我扛着行李下了车，站在站台上，四周全是人，说话的南腔北调，我一个都听不太懂。
我深吸了一口气。北京的味道跟青海不一样。青海的空气是凉的、干的，带着青草和牛羊的味道。北京的味道是热的、闷的，带着煤烟和灰尘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属于大城市的气味…。这大概就是汽车尾气？我在青海没见过这么多汽车，闻不出来。
我扛着行李往外走。两个包袱一个网兜，死沉死沉的，压得我肩膀生疼。出站的人多，挤来挤去的，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脚都踩不稳。有个男人踩了我一脚，回头说了句“对不起”，可我根本没听见他说啥，就被挤到另一边去了。
出了站，我站在广场上，抬头看见钟楼上的大钟，指针指着上午十点。
太阳挂在天上，灰蒙蒙的。北京的太阳跟青海的不一样，青海的太阳是白花花的，晒得人头皮发麻；北京的太阳是灰扑扑的，隔着雾气似的，看着不远不近的。
广场上停着好多接新生的牌子。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有北京航空学院、有北京钢铁学院……各种颜色的旗子在风里飘。
我扛着行李走了半天，才在广场的角落找到了北京大学的接站点。一张桌子，一块牌子，两个男生坐在那儿，一个戴着眼镜，一个留着分头。
“同学，你是北大新生？”戴眼镜的男生看见我走过去，便站起来问。
“嗯，中文系的。”我说。
“哪里来的？”他看了看我的行李
“青海。”
“青海啊，挺远的，辛苦了辛苦了，坐了两天火车吧？”
他接过我的行李，放在桌上，“你等一会儿，等人多一点，学校的大巴来接。你先喝口水。”
他递给我一杯水，是那种搪瓷杯，上面印着“北京大学”四个红字。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一股子搪瓷杯特有的味道。
“你叫啥名字？”留分头的男生拿着本子问。
“李春燕。”
他翻了翻花名册，找到了我的名字，打了个勾：“青海海南的的，对吧？”
“对。”
“成绩不错啊，”他看了看本子上的备注，“全省前十名呢。”
我愣了一下。全省前十？我自己都不知道。成绩是学校通知的，就说考上了，没说名次。全省前十——这四个字砸在我脑袋上，砸得我有点晕。
“好厉害，”戴眼镜的男生说，“青海来的不容易，分数线比咱们这儿高不少呢。”
我笑了笑，不知道说啥好。全省前十，这个名次放在北大，大概啥都不是。这儿的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考来的，哪个不是全省前几十名？
等了一个多小时，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几个新生。有从东北来的，说话带着一股子大碴子味儿；有从广东来的，普通话说不利索，急得直比划；还有从上海来的，穿着打扮一看就跟我们不一样，洋气得很。
大巴来了。是一辆蓝色的公共汽车，前面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北京大学新生接待专车”。
我们扛着行李上了车，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包袱抱在腿上。
车开了。我趴在窗玻璃上，看着北京的街道。长安街宽得吓人，能并排跑好几辆车，跟农场的打谷场似的。两边的建筑也气派，红墙黄瓦的，看着跟课本上的图片一模一样。
路过天安门的时候，车上的人都站起来了，有人喊：“天安门！快看，天安门！”
我趴在窗户上，看见了天安门。红色的城墙，黄色的瓦，正中间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城楼比我想象的高，比课本上的图片高得多，也壮观得多。
我突然想起我爸说的话——“那是毛主席待过的地方”。我娘要是看见了，不知道得多高兴。
大巴拐进了一条小路，两边都是高大的杨树，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然后我看见了一个校门，不是那种气派的大牌坊，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铁门，旁边挂着一块木牌，白底黑字写着“北京大学”。
这就是北大呀。
我扛着行李下了车，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块木牌。木牌旧了，漆掉了，边角有点翘，可那几个字写得真好，一笔一画的，有力气，有精神。
我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校园里的路很宽，两边种着银杏树，叶子还是绿的，再过一个月就该黄了。
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学生，骑自行车的、走路的、抱着书本的，一个个行色匆匆的。有个女生从我身边走过去，穿着碎花裙子，头发烫了卷，脚上穿着凉鞋，指甲上涂着红红的指甲油。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穿着一双黑布鞋，是我娘做的，鞋底纳得密密实实的，穿着倒是舒服，可看着土气得很。
我低下头，加快了脚步。
中文系的新生报到处在文史楼前面的一排桌子那儿。我报了到，领了宿舍钥匙和一摞材料。宿舍在29号楼，三楼，306房间。
我扛着行李找到宿舍，推门进去，里头已经有两个人了。
一个高高的女生正在铺床，看见我进来，笑了笑：“你好，我叫林小鸥。北京的。”
林小鸥？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来了。高中时候那个北京来的女生，也叫林小鸥。可那个林小鸥高二就回北京了，后来没了联系。
我仔细看了看她，确实有点像，可又不太像…。这个林小鸥个子更高，头发更短，说话的声音也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我犹豫了一下，“在青海读过书？”
她愣了一下，然后瞪大了眼睛：“李春燕？”
“真的是你？”
“天哪！”她从上铺跳下来，一把抱住我，“李春燕！你怎么在这儿？你也考上北大了？”
“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回北京了吗？”
“是啊，我回北京了，考上了北大。你呢？你也考上了？你也太厉害了吧！”
两个人又笑又叫的，跟两个疯子似的。另一个女生，一个瘦瘦小小的、戴眼镜的女孩被我们吓了一跳，缩在角落里不敢说话。
林小鸥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我：“你变了，变了好多。比以前高了，也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你瘦得跟麻秆似的，现在好多了。”
“你也变了，”我说，“头发短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剪了，方便。”她摸了摸自己的短发，笑了，“对了，你还跟苏敏联系吗？”
“有联系的，她考上了陕西师大，学数学的。”
“陕西师大也不错。”林小鸥说，“咱们班还有谁考上了？”
两个人聊起了高中的人和事，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等回过神来，天都黑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上铺是林小鸥，她在上面翻了个身，问我：“春燕，睡不着？”
“嗯，有点。”
“想家了？”
“嗯，有点想。”
“正常的，”她说，“我刚去青海的时候也睡不着，想北京，想我妈。过两天就好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想农场，想我娘和我爸。
我娘这会儿在干啥呢？大概在喂鸡吧。天黑了，鸡该进窝了，她一只一只地数，看少了没有。我爸大概在院子里劈柴，他右手少了两个指头，劈柴不太方便，得用左手扶着，右手握着斧头，一下一下地劈。他肯定不让我娘帮忙，说“你歇着，我来”。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支英雄牌钢笔。笔杆还是那么光滑，笔帽上的胶布还是那么旧。我把钢笔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闭上眼睛，慢慢地，我睡着了。
梦里头，我站在青海湖边，湖水蓝得发亮，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牛羊的味道。远处有人在唱歌，唱的是青海花儿，调子高高的，长长的，跟风一样飘到天上去。
我在湖边站着，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转过身，朝着北京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