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麦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离职证明，半天没动。
“优化”这两个字写得端端正正，像是给他这五年青春盖的戳。他帮公司赚了那么多钱，最后因为内部斗争被“优化”。赔偿金刚好够买一辆车的首付，但在这个城市里，没有车牌号连网约车都开不了。
他站起来，收拾桌面。一个纸箱就装完了五年。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夕阳正好刺过来，他眯了下眼。门口的保安老张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这种眼神他见多了，走出这栋楼的人，十个里有八个不会再回来。
手机响了，是同事李明远。
“小麦，你真走了？”
“走了。”
“别想不开，现在就业形势不好，说不定过几个月他们又请你回去。”
陈小麦没接话。请回去？他在心里笑了一声。他太了解那帮人的德行了，落井下石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积极。年初裁掉老王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老王现在还在送外卖。
“明远，谢了。”他挂了电话，不想再多说什么。
回到出租屋，天已经黑了。
这是一间二十三楼的单间配套，月租两千三，在五环外。房间不大，但一个人住也够了。厨房是公用的，卫生间是独立的，墙壁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窗帘也是白色的。他当初搬进来的时候，觉得这地方还行，至少干净。现在看着，只觉得冷。
赔偿金在卡里静静地躺着，六位数，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买辆车？然后呢？开着车去跑网约车？没有车牌，连注册都注册不了。租个车牌？一个月八百，还不算保险和维修费。
这就是现实。
他坐在床边，看着天花板。白的，什么都没有，就像他这五年的生活——看起来光鲜，其实空无一物。每天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点回来，周末还要加班。五年下来，他连这个小区有几个门都没搞清楚。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王姐。
王姐是房东太太，四十出头，烫着卷发，永远笑眯眯的。每次来收租都特别客气，一口一个“小陈不容易”。陈小麦接起来。
“小陈啊，在忙吗？”
“在，王姐您说。”
“是这样，下个月租金可能得涨一点。你知道现在物价都涨了，我也不容易，都是老租户了，我也不瞒你……”
涨租。现在的工作没了，赔偿金不知道能撑多久，租金还要涨。陈小麦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行，我知道了，王姐。”
“那你先忙着，不打扰你了。”
电话挂了。嘟嘟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刺耳。
他继续保持同一个姿势坐着，看着天花板。二十三层的出租屋，天花板是白色的，墙壁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颗被筛选掉的麦粒，饱满不饱满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达到收购的标准。
手机又响了。他以为是王姐，看都没看就接了。
“小麦？”是母亲的声音。
“妈，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没事，就问问你最近咋样。吃了没？”
“吃了。”他撒了个谎。实际上中午就没吃，现在也不饿。
“那就行。对了，家里那三亩地今年收成还行，我和你爸也吃不完。你要是有空回来看看……”
三亩地。这个词像一根针，轻轻扎了他一下。在城市里，没有人会关心三亩地的事。这里的人关心的是KPI，是年终奖，是房价涨了多少，股票跌了多少。而在那個小村庄里，人们关心的是节气，是雨水，是麦子熟了该割了。
“妈，我这边还有点事，先挂了。”
他匆匆挂了电话，怕再说下去会忍不住。三亩地，那是爷爷留下的地，他从小在城市长大，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记得小时候放暑假回去过一次，父亲带他去地里，他指着麦苗问这是不是韭菜，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窗外的霓虹灯亮起来了。红的，黄的，蓝的，交替闪烁着，照在天花板上，像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他盯着那些光斑看了一会儿，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
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盏灯是为他亮的。五年了，他始终是个外来者。公司的同事们聊的是学区房、是进口奶粉、是马尔代夫的度假，他插不上话。不是听不懂，是没有共同话题。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赚的钱不少，但花得更少。不是节约，是不知道该花在哪里。
手机在枕头下面震了一下，他没管。可能是李明远问他什么时候走，也可能是王姐确认涨租的事，或者是某个招聘平台推送的职位信息。这个城市永远不缺机会，但也永远不缺比他更年轻、更便宜、更有精力的人。
三十岁。在这个城市里，三十岁还没升到管理层，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没有结婚，就像过了季的水果，打折都没人要的。
他就这样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中间起来喝了两次水，上了一次厕所，然后继续坐着。窗外的霓虹灯变换着颜色，他看着天花板上那些流动的光影，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是难过，不是愤怒，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终点在哪里不知道，只知道一直跑一直跑，突然停下来，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凌晨三点的时候，他终于躺下了。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那些霓虹灯，红的黄的蓝的，交替闪烁，像某种永不停歇的节奏。他不知道明天去哪，但直觉告诉他，这里已经不属于他了。
窗外，城市依然醒着。远处的工地还在施工，吊车的声音隐隐传来。这个城市就是这样，永远在建设，永远在追赶，永远停不下来。而他累了，真的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