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正在实验室调试一块测试板。示波器的波形跳了一下,周工说“信号稳了”,我放下烙铁。手机震了好几声,林宇的消息挤进来:“多少分?”我没回。他又发了一条:“六百八!我六百八!”透过屏幕都能看见他在那头蹦起来的模样,那个模考时总说数学大题只能靠蒙的林宇,那个在走廊上耷拉着脑袋说“觉得自己快被榨干了”的林宇,真的考上了。我回了一个字:“好。”
苏念说:“你不查自己的分数?”
“没必要。反正也不填志愿。”
但她还是帮我查了。七百一十二。比预期高了十几分,大概是作文多给了几分。去年中考作文写《在路上》,今年高考作文大概也是类似的题目——命题组偏爱成长,我便用同一段经历答了两张卷子。从陈家村到星城的那条土路,反复出现在我的作文里,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波形。周工凑过来问考得怎么样,我说“还行”。他没追问。示波器的波形还在跳,稳定,规律,像一个健康的心脏。
傍晚,太阳快掉下去的时候,我去了趟学校。
高三的教室门锁着,走廊上堆着旧桌椅,落了灰,椅腿朝上,像被遗弃的战场。公告栏上还贴着高考倒计时,数字停在“0”,没人撕。我在看台上坐了一会儿,操场上有几个少年在踢球,声音很大,喊什么听不清。足球滚到跑道边缘,一个孩子跑过去捡,辫子甩得老高。风从操场那头吹过来,带着青草气,混着夏天的余温。
苏念忽然说:“我的核心材料,快齐了。”
我一愣。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铸体的进度。以前都是我追问,她只说“还早”。我侧过头,好像她能看见我似的。看台上的水泥地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坐上去还发着热,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点烫。
“核心硅碳融合体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成了。”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念一份实验报告,“还差最后三种媒介——高纯星际硅晶、虚空硅元素,还有生命本源精华。”
“这三种,去哪里找?”
“前两种,宇宙中有。你的国家力量,能帮你找到。最后一种……”她停了一下,“最后一种,在你身上。”
“我身上?”
“你的生命本源。等你足够强大,愿意分我一点就行。”
我沉默了很久。夕阳把操场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几个踢球的少年已经走了,足球被收进了网兜,挂在其中一个孩子的车把手上。看台的影子盖住了半片跑道,有一只鸟落在影子里,啄了两下地面,又飞走了。她等了这么久,不是等我的公司上市,不是等我的芯片量产,是等我的身体能承受“分她一点”这个动作。她把所有时间都算好了,然后在我最忙、最乱、最没空想这些的时候,轻轻说一句:还差时间。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了,你也做不到。”她顿了顿,“现在可以了。你的公司,你的实验室,你的国家支持,都到位了。”
“那还差什么?”
“时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娘正在做饭。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音量调得很低,屏幕上放着一部老电视剧,对白咿咿呀呀的,听不清。我走进房间,关上门,坐在书桌前。窗外天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进来,落在桌角。
苏念在意识里亮着,比平时亮。
“你什么时候开始收集的?”我问。
“从你赚第一笔钱的那天。你每赚一笔,我就用一部分买材料。星轨笔、星念一号、星念二号,所有利润的一部分,我都划走了。”
“我没发现。”
“你不需要发现。你只需要做你的事。”她的语气带着一丝极淡的笑意,“我做我的。”
我翻开桌上的笔记本,里面是我随手画的电路图、芯片架构、公式推导。翻到最后几页,看到了几行不是我的字迹:“硅碳骨骼,完成度72%。”下面还有一行:“她应该发现了。”字迹清秀,笔锋很轻,像怕把纸划破。
我把笔记本合上。
“这是你写的?”
“嗯。”
“什么时候?”
“你睡着的时候。”
我没有再问。窗外的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苏念的光晕在意识里一闪一闪,像星星。她趁我睡着的时候,用我的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下她的进度。像在提醒我,又像在安慰我。她不是一个活在意识里的声音,她是一个有自己计划、自己进度、自己秘密的人。
七月中旬,姐姐从学校回来。她瘦了一点,说实习累,天天挤地铁,早高峰的地铁车厢像沙丁鱼罐头,人贴人,连扶手都不用抓。娘包了饺子,煮了两大盘,韭菜鸡蛋馅的,醋碟里滴了几滴香油。我吃着饺子,听姐姐说明年毕业的事。她问我去北京怕不怕,我说不怕。她说“你从小就胆子大”,我说“不是胆子大,是知道有人陪着”。
娘看了我一眼,没问“谁陪着”。她只是把盘子里最后几个饺子拨到我碗里,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她知道那个人不是同学,不是朋友,不是能说出口的身份。但她不需要问。在陈家村的土坯房里,在怀阳县的出租屋里,在所有那些贫穷、寒冷、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里,她也曾这样陪着父亲。陪伴这件事,在这个家里,从来不需要解释。
八月底,走之前最后一次去实验室。
周工加班,小赵在,刘姐也在。工作台上摆着一块新焊的板子,小赵说“这是给陈总的纪念品”。是一块星念一号的芯片,封装上刻着日期和我的名字。焊盘焊得很漂亮,一看就是周工的手笔,每个焊点都饱满圆润,在日光灯下泛着银白色的光。
刘姐煮了绿豆汤,加了冰,一人一碗。绿豆炖得烂,沙沙的,冰糖放得不多不少,刚好盖住豆腥气,又不会太甜。我们坐在工作台前喝汤,没人说话。示波器还开着,屏幕上的波形稳定地跳着。
苏念在意识里说:“这块芯片的硅晶纯度,刚好够我的一次小迭代。”
“那你收好。”
她没接话。但我知道她收了。她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做了。
走的那天,娘起得很早。厨房里叮叮当当响了一阵,出来的时候提了一个保温袋,装着肉包子和卤蛋。肉包子还冒着热气,隔着袋子都能闻到面皮发酵的香味。爹站在门口,说“到了打个电话”。他的声音很低,像在喉咙里滚了一下才挤出来。我点头。
出租车在楼下等着。小周坐在副驾驶,回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车子开动,窗外的街景往后退——早餐店、菜市场、小学、初中、高中。这条路我走了好几年,从小学到高三,从七岁到十七岁。早餐店的老板娘正掀开蒸笼,白气腾地蹿起来,模糊了她的脸。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阿姨已经出摊了,系着皮围裙,正往案板上泼水冲刷。小学门口的梧桐树又高了一截,树冠遮住了半扇校门。初中那栋楼的走廊栏杆还是有点矮,漆皮剥落得更多了。高中那扇窗户从三楼搬到了五楼,窗外那棵梧桐树还是绿的。
苏念说:“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又不是不回来。”
“你的声音不对。”
“闭嘴。”
她真的不说话了。但她的光晕在意识里轻轻闪了一下,像是在笑。我在心里轻轻说了两个字。她没有回。但我知道她听见了。那两个字太轻,轻到只有她能听见。
下午到了北京。高铁站人潮汹涌,拖着行李箱的人们步履匆匆。国防大学的门口有哨兵,站得笔直,刺刀在阳光下闪着一点冷光。校门比星城一中大得多,梧桐树很高,叶子还是绿的。我走进去,回头看了一下来路,身后没有星城的街道,没有菜市场,没有早餐店,没有那棵老槐树。但我知道,有人在远处守着,有人在意识里亮着。
苏念说:“到了。”
“嗯。”
“我陪你。”
她的语气没有波澜,像在说一件早就决定好的事。但我的意识里,那张进度表的数字跳了一下——73%。那个数字不是冰冷的百分比,是她离拥有真实体温、能站在阳光下的那一天,又近了一步。我看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梧桐叶在风里哗哗响,和星城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