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给沈律发了消息。
就四个字：“我考虑好了。”
他很快回过来：“我在你们单位门口。”
我走出去的时候，看见他靠在车边，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了几下，眉头微微皱着，像在处理什么棘手的事。
“林小姐。”他抬起头，眼神很稳，“谢谢你来。”
我没接话，直接问：“档案馆那边能查到？”
“我朋友的叔父在那里工作，能通融。”他打开车门，“不过只能待半天，明天要还回去。”
我坐进副驾驶，车里有淡淡的烟味。他注意到我的动作。
“抱歉，刚抽了一根。”
“没关系。”我系上安全带，“走吧。”
车窗外街景不断后退，沈律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在膝盖上轻轻敲。沉默在车厢里蔓延，我没有主动打破它。这三天我想了很多——那些威胁短信、那个戴帽子的男人，还有十七岁那年，我站在父亲葬礼上，看着他的遗像，却无能为力的感觉。现在不同了。既然有人不想让我查，那说明我在朝对的方向走。
档案馆在城北，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外墙的爬山虎枯萎了大半。门口有个戴老花镜的老头在看报纸，沈律上前说了两句，他点点头，抬手示意我们进去。
铁皮柜子打开的声音很刺耳，空气里一股子旧纸张的味道。我戴上白手套，从纸盒里抽出十年前的案件记录。第一页是结案报告，墨迹已经褪色，但我还是能看清父亲的名字——林国栋，三个字写得很有力。
“你父亲是专案组副组长。”沈律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我没应，继续往下翻。这是一个跨境文物走私案，涉及二十三件青铜器和三幅古画，价值无法估量。但最关键的不是文物本身，而是背后的运输网络——一条从西南边境到沿海城市的暗线。
案卷里夹着一张名单，是当年负责转运的中间人。六个名字，大部分我能查到后来的下落：两个移民，一个入狱，三个死于疾病。
但第六个名字是空的。只有一个编号：E-07。没有照片，没有指纹档案，甚至连年龄都没有。
“这个人……”我用指尖点了点那个编号。
沈律凑过来，眉头皱得更深了：“E-07，我在系统里查过，没有任何记录。”
“不可能。”我把纸页对着光仔细看，“这种格式，应该是当时专案组内部使用的证人编码。如果查不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销毁了，要么从未录入系统。”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是什么人？”
我没回答，因为答案太清楚了。能让自己在档案里消失的人，背后一定有权势。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既然负责转运，就一定见过幕后的老板。
翻到下一页，我的呼吸停滞了。
一份死亡报告，编号E-07，三十五岁男性，十年前四月七日从城区一座七层建筑的楼顶坠落。法医的结论是自杀，现场没有目击者。
但我注意到了血迹的位置和形状。作为痕迹鉴定师，这种细节逃不过我的眼睛。血迹呈现喷溅状，说明坠落时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可如果是从七楼跳下去，血迹应该呈放射状分布，而不是这种集中在一点的喷溅。
这不符合物理规律。
“这不是自杀。”我的声音很冷，“是有人杀了他，然后伪装成自杀现场。”
沈律的表情变得凝重：“你能确定？”
我指着血迹的图片：“看这里的颜色变化，从深红到浅红，这是血液干涸后的正常氧化。但你看这片血迹的边缘，有被人为擦拭过的痕迹。凶手清理了大部分血迹，但忽略了这个细节。”
“还有这里，”我继续说，“坠楼位置在楼体西侧，可如果是他自己跳下去，按照自由落体的轨迹，身体应该落在东侧的地面上。这里有问题。”
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还有什么发现？”
我翻到报告的最后，那里夹着一张纸条，已经发黄发脆。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林队亲启，E-07。”
寄信人的地址被裁掉了，只剩下这个编号。而邮戳的日期，是父亲坠楼前三天。
我的手指开始颤抖。一切都连上了——这个E-07，在死前三天给父亲寄过一封信。然后三天后，他就从楼顶“自杀”了。
“有人在十年前就杀了人。”我把纸条拍在桌上，声音比我想象的更平静，“而且手法和我父亲的案子一模一样。有人在系统性地清除知情者，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网络。”
沈律看着我，眼神复杂：“林晚，你确定要继续？”
我没回答。这还用问吗？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档案馆闭馆的铃声响起时，我正要把案卷放回铁皮柜。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刚才有人把这封信放在窗口，让我转交给林小姐。”他说，“没有寄件人地址，也没有邮票。”
信封是普通的白色，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拆开，里面是一张老照片——黑白的，边角已经磨损，但能清楚地看到父亲坠楼那天的大楼。
照片边缘有一只手，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但由于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那是什么。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用很细的钢笔字写的：“你父亲发现的秘密，远比他以为的多。”
我的手指僵住了。十年的坚持是对的。但这个“对的”让我陷入了更大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