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从神经内科出来，没去一楼放射科。
他把检查单折了两折，塞进裤子后兜。然后走过走廊，下了楼梯，走出了医院大门。阳光还在，比下午弱了一点，斜斜地从西边打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站在台阶上，看着影子想了三秒——影子没有眼睛。影子的左眼眶是空的，和他一样。
他打了辆车。
“去市局。”
车子开了。他靠在后座上，闭着右眼。左眼的视野还是一片模糊的灰白，但比早上亮了一点。也许只是他的错觉。也许他的大脑在学着忽略那只眼睛，用想象填补空白。
手机震了。周成。
“你在哪？”
“去市局的路上。”
“CT结果呢？”
林深犹豫了一秒。“还没出来。”
他挂了电话。撒谎的感觉像一块石头卡在喉咙里。但他不能说。不能告诉周成他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不能说周成会让他住院，会让他做手术，会让他退出案子。案子还没完。他还不能退。
车子停在市局门口。林深付了钱，下车，走进大楼。
走廊很长。白炽灯很亮。他用右眼看着前方，左眼的灰白在视野边缘晃动，像一层薄雾。他推开了技术科的门。
方琳坐在电脑前，面前堆着一摞打印出来的通话记录。她抬头看到林深，表情变了一下。
“林医生，你眼睛怎么了？”
“没事。”林深在她对面坐下来，“方琳，我需要你帮我查一样东西。”
方琳看了他两秒，然后叹了口气。“周队说了，你现在不能——”
“不是案子。是四年前刘小禾失踪案，警方调过的监控录像。”林深打断了她，“王建国老师说，有一段监控显示我和刘小禾一起下了楼。但我对警方说我没有。那段录像还在不在？”
方琳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停了片刻。
“我去找找。”她说。
林深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方琳的键盘声在办公室里噼里啪啦地响，像某种急促的心跳。他闭了一下右眼，在黑暗中等着。
五分钟后，方琳说：“找到了。”
林深睁开眼，站起来，走到她身后。
屏幕上是一段监控录像，画质很差，分辨率低得看不清人脸。左上角的时间戳显示：2019年4月10日，下午三点四十七分。
画面里是C大心理学院楼的一楼大厅。电梯门开了，一个女人走出来——白色T恤，马尾辫，背着一个双肩包。刘小禾。
她走到大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电梯门又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深色外套，黑色裤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林深。
画面里的林深走到刘小禾身边，站住了。两个人面对面站了几秒，嘴唇在动，但录像没有声音。然后刘小禾点了点头。两个人一起走出了大门。一前一后，刘小禾在前，林深在后。距离很近，不到一米。
林深盯着屏幕上的自己。
那个人是他。但那个人他不认识。那个人走路的姿势和他不一样——肩膀更塌，步子更快。那个人拿着文件夹的姿势和他不一样——手指扣在文件夹边缘，指节发白。那个人看刘小禾的眼神和他不一样——不是老师看学生的眼神，是另一种。
方琳按了暂停，转头看他。
“你不记得？”
“不记得。”林深的声音很干。
“你和她说了什么？你们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方琳又按了播放。画面继续。两个人走出了画面，消失在门外。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空荡荡的大厅，灰白色的地砖，和墙上那面钟。
钟显示三点五十一分。
“这段录像警方当年看过了。”方琳说，“但他们只看了前半段。后半段——你和她一起出去的这部分——被标记为‘无关内容’，没有纳入调查。”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没有和她一起出去。”方琳说，“你告诉警方，你留在办公室里。警方没有理由怀疑你，所以他们没有深挖这段录像。”
林深的手在发抖。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攥紧了那粒从眼角取出来的黑色颗粒。
“方琳，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东西——很小，黑色，比芝麻还小，能植入皮肤下面？”
方琳想了想。“追踪器？或者录音设备？有一些微型定位装置能做到那个尺寸。但价格不便宜。”
“能查到来源吗？”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也许能。你有实物？”
林深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密封袋，放在桌上。里面是两粒黑色颗粒——一粒从他眼角取出来的，一粒在城东废弃医院防火门前的地面上捡到的。
方琳拿起密封袋，对着光看了看。
“这像是医用级别的植入式定位器。”她说，“我在培训的时候见过类似的。动物实验用的，皮下注射，追踪生理数据。也有人用在自己身上——比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走失了方便找。”
林深的后背一阵发凉。
“这玩意儿能记录数据吗？”
“能。有些型号能记录体温、心率、运动轨迹。数据通过蓝牙或者近场通讯传输，需要读取设备在附近才能下载。”方琳放下密封袋，“你从哪弄来的？”
“一个在我眼睛里。一个在案发现场。”
方琳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她看着林深，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怀疑，不是恐惧，更像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心疼。
“林医生，”她说，“你应该把这些交给技术部门检验。”
“我知道。”林深把密封袋放回口袋，“但我需要先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个植入物是谁放进去的。”
方琳看着他。“你觉得是谁？”
林深没有回答。他走出了技术科，站在走廊里。白炽灯在他头顶嗡嗡响，像一万只苍蝇。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四声，接了。
“赵主任，我是林深。”
“林深。”赵主任的声音听起来很清醒，“什么事？”
“赵老师，精神卫生中心有没有用过一种皮下植入式定位器？用在病人身上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用过。”赵主任说，“2018年到2019年，我们做过一个科研项目，用植入式定位器追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昼夜节律和运动轨迹。病人自愿参与，签署知情同意书。项目持续了大概一年，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停了。”
林深的手开始抖。
“那些植入器，最后都取出来了吗？”
“大部分取出来了。”赵主任说，“有两个病人失访了，没有取出来。”
“那两个病人叫什么名字？”
沉默。五秒。十秒。
“赵老师？”
“一个叫陈枫。”赵主任说，“另一个叫林深。”
走廊里的灯好像暗了一下。也许是林深的错觉。他的左眼什么都看不到，右眼的视力也在波动，像有人不停地调节焦距。
“你说什么？”
“你2018年参与过我们的科研项目。”赵主任的声音很慢，很小心，“你自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我们在你的左眼眼角皮下植入了一枚定位器。后来项目终止了，我们联系你来取出，你一直没有来。”
林深靠在墙上，后背贴着冰冷的瓷砖。
“我不记得。”
“我知道你不记得。”赵主任说，“但你确实签过。档案里还有你的签名。”
林深闭上了右眼。黑暗。左眼的灰白光斑在黑暗中浮动，像一个找不到出口的灵魂。
“赵老师，我2019年3月到4月那段时间，有没有来过精神卫生中心？”
“来过。”赵主任说，“你说你失眠，做噩梦。我给你开了药。”
“什么药？”
“抗焦虑的药。还有一些助眠的。”
“只有这些？”
沉默。
“赵老师？”
“你当时的状态不太好。”赵主任说，“比现在差。你说了很多奇怪的话。”
“什么话？”
“你说你梦到了一个女孩。你说她在梦里求你帮她。你说你不知道该不该帮她。”
林深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个女孩是谁？”
“你没说名字。”赵主任说，“但我后来在新闻上看到了刘小禾失踪的消息。我猜……可能是她。”
林深挂了电话。
他蹲在走廊里，双手抱着头，额头抵着膝盖。白炽灯的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的影子缩成了一团。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他想吐，但胃里什么都没有。他只想让这一切停下来——让脑子里的那个东西停下来，让梦停下来，让那个戴白色面具的人停下来。
但他停不下来。
因为那个人就是他。
他站起来，走出市局大楼。天快黑了，西边的天空烧成一片暗红，像干涸的血。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那片红色，直到眼睛发酸。
手机震了。不是周成，不是赵主任，是那个虚拟号码。
“你知道了。”
林深盯着屏幕。这一次，他没有问“你是谁”。
他打了三个字：
“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林深想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熄灭，又亮起来，又熄灭。
他打了两个字：
“面对。”
消息发出去之后，对面沉默了。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林深以为对话结束了。
然后手机又震了。
“防火门开着。我在门后面等你。”
林深把手机放进口袋，走下台阶，走进了夜色里。
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在他脸上闪过又消失。
他的左眼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的右眼看到了前方。
前方是城东。
前方是废弃医院。
前方是那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