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激化
停职之后，周扬回了家。不是他父母的家——是他自己租的房子。那套房子是方姐介绍的，房东姓祝，我们都叫她祝阿姨。祝阿姨六十五岁，退休小学老师，独居，丈夫死于工伤。她每个月靠房租过日子，平时没什么事，喜欢串门聊天。她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两次。
祝阿姨经常给周扬送饭——炖了排骨送一碗，包了饺子送一盘。她每次送饭都用青花瓷碗装着，碗沿有一道裂纹，她说是用了二十年的老碗。周扬一开始还挺感激她的，接过碗的时候会说谢谢。有一次他问她为什么对他这么好。祝阿姨笑了一下，说“我女儿也跟你差不多大，在外地工作，一年才回来两次。我看到你就想起她。”周扬说“那你女儿做什么工作的？”祝阿姨说“做设计的，很忙，没时间回来。”说完她又笑了笑——那笑容和她平时不太一样。周扬没有注意到。
后来他开始觉得不对了。
祝阿姨总是在他最不想被打扰的时候出现——他在打游戏的时候，她在门外敲门；他在睡觉的时候，她在走廊里扫地；他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好从窗户外面经过。她的脚步声很轻，轻到听不见，他经常一抬头就发现她站在窗外。不说话，就站着。他问她有什么事，她笑一下说没事，就是看看你。
周扬开始失眠了。他去了社区医院，医生给他开了一些安眠药。他每天吃半片，但还是睡不着——睡着之后也睡不沉，总是在凌晨两三点醒过来，心跳很快，满身是汗。
他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他。他觉得祝阿姨是他妈妈派来监视他的。他觉得方姐在背后搞他。他觉得女朋友的录音是有人指使的。他去找林总，说要投诉方姐。林总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
“你先把你的报表做好。”
周扬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了电话。
“沈姐，你能帮我吗？我知道你是做心理咨询的。”
我说可以。我约他第二天来工作室。
第8章 陷阱
周扬来的时候穿了一件黑色的卫衣，帽子扣在头上，拉链拉到最上面，遮住了半张脸。他看起来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眼眶下面有两道青黑色的阴影。他走进工作室的时候扫了一眼房间——书架、沙发、茶几、绿萝。靠墙的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女儿的照片。她穿着校服，扎马尾，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剪刀手。那是她初一开学那天拍的，笑得很好看。周扬看到了。他的目光在相框上停了大概一秒钟——他认出来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目光停了一秒。然后移到绿萝上，又停了一秒。然后他移开了视线，坐下来。
他坐下来，手里握着一杯水，没有喝。
“沈姐，我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我。”
“为什么这么觉得？”
“我不知道。但就是——所有人都在骗我。我女朋友，方姐，那个房东老太太，还有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血丝——不是熬夜熬的，是焦虑到极致的那种血丝。
“你是不是也在骗我？”
我说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五秒钟。那五秒钟里我们没有说话。空调的风声在响。他握着水杯的手，指节白了一瞬——然后松开了。我很想告诉他——是，我在骗你。但我没有说。然后他把水杯放在桌上，站起来，走了。门没有关。走廊里的风灌进来，吹得书架上的便签纸哗啦哗啦响。我走过去，把他没关上的门关好。关门的时候手指碰到门背面贴着的便签纸——铅笔画的，一只小猫，下面写着“妈妈加油”，线条歪歪扭扭。我女儿画的。她去世之后我一直没撕。我在桌前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黄白色的光照在空的停车场上。
然后我给老吴打了一个电话。
“他知道得比我预想中快。”
老吴沉默了一会儿。
“那是好事。越快，他越容易犯错。”
第9章 失控
周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凌晨三点，发一张全黑的图片，配文是“他们都想害我”。凌晨四点，发他妹妹的照片，配文是“你当时为什么要撒谎”。早上六点，又全部删掉了。方姐把截图全部存了下来——她在手机里建了一个文件夹，叫“证据”。
周扬的妈妈看到这些之后给他打了电话。周扬没有接。她又打给林总，林总说公司已经让他停职了，建议她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她又打给周扬的前女友——女孩在电话里哭着说“阿姨，我跟他分手了，他最近变得好吓人，我害怕”。
周扬的妈妈终于决定来一趟。
她到的时候是周六下午。我站在工作室的窗户前面，看到她的车停在楼下。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风衣，头发烫了卷，但看起来比以前老了很多——法令纹深了，眼角的皱纹也多了。她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抽了一根烟。抽烟的时候她一直看着工作室的窗户——我站在窗户后面，她知道我在看她吗？她抽完那根烟，把烟头踩灭，从包里拿出一颗薄荷糖放进嘴里，嚼了两下，才上来。上来的时候身上还有淡淡的烟味和薄荷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沈老师，求你帮帮我们家扬扬。”
她坐在我对面，眼泪流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一直流到下巴，滴在她放在膝盖上的手背上。一滴。两滴。
"我知道他做得不对，但他是我儿子啊。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他爸爸走得早，我舍不得打舍不得骂。我知道我惯坏他了。但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啊。"
唯一的儿子。她说了两遍。“唯一的儿子”。我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我没有说出口。她哭得很伤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母亲——一个心疼儿子的母亲。但我想到我女儿站在天台上的时候，风很大，她穿着校服，裙子被风吹起来。她大概在想要不要跳。她大概想着妈妈会不会来接她。她又等了一会儿。没有人来。
“我会尽力的。”我说。
她站起来，擦了擦眼泪，说了好几声谢谢，然后走了。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不是看我，是看墙上的那盆绿萝。她盯着绿萝看了大概两秒钟，然后推开门走了。门关上之后，工作室里安静下来。空调的出风口在嗡嗡响，茶几上她用过的那张纸巾还揉成一团放在杯垫旁边。我盯着那团纸巾看了一会儿——上面有她的口红印，深红色，像一小片干涸的血迹。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第10章 崩盘
周扬的妈妈决定带他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之前周扬来公司收拾东西——他的工位已经空了，桌上的东西被保洁收进了一个纸箱里。纸箱不大，里面放着几本书、一个水杯、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和前女友的合影，已经碎了。周扬把纸箱搬到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方姐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她走得不快。她走路一向不快——以前追嫌疑人的时候她跑得很快，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她走路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再迈下一步。她走到周扬面前停下来，看了他大概三秒钟。才开口叫他。
“周扬。”
“嗯？”
“你还记得沈念的女儿吗？”
他的表情变了。像是一扇窗户在脸上突然关上。水杯从手里掉下去，砸在地上，碎了。他蹲下去捡碎玻璃，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滴在白色的瓷砖上，一滴，两滴。他没有停下来。他没有站起来——他蹲在那里，低着头，把碎玻璃一片一片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好像那些碎玻璃是他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手心里的血和玻璃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血哪是玻璃。方姐站在他旁边，没有帮他。她只是低头看着他。电梯到了，叮的一声，门打开。他站起来，手心里的碎玻璃没有扔，就那么握着。
“记得。”
他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
电梯来了。他站起来，抱着纸箱走进去。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方姐一眼。方姐没有动。她站在电梯口，看着楼层数字从12跳到1，然后跳到了B1。她一直站在那里，直到电梯回到12楼，叮的一声打开，里面空了。她才转身走回办公室。那一眼里有什么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认命。像是他终于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像是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终于明白黑暗是没有尽头的。
第11章 真相
警方在周扬的出租屋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是黑色的硬壳封面，边角磨得发白。里面按日期记录了从入职到现在的所有事——八月十五日考勤被改、九月三日祝阿姨站在窗口、九月十七日女朋友问起囡囡的事。他写了一整本。字迹从工整变得越来越潦草，到最后几页几乎认不出来——像一个人在崩溃的边缘写字，手在抖，笔把纸戳出一个一个的洞。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用力很大，笔尖把纸戳破了——“我要杀了他们。”
警方来找我们问话的时候，问话的警官姓李，四十出头，经验丰富。他先问了我。
“你和周扬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心理咨询师。”
“你知道他最近精神状态不好吗？”
“知道。他来过我这里一次。”
李警官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情绪。他做这行太久了，什么人都见过。笔在笔记本上方停着。
“沈女士，你有没有在这件事里做过任何——超出心理咨询师职责范围的事情？”
我看着他。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我放在桌上的那盆绿萝，叶子上落了一层灰。我伸手把那层灰擦掉了。绿萝的叶子是深绿色的，擦完之后在阳光下泛着浅浅的光。这盆绿萝是女儿送给我的——她小学的时候在手工课上种的，用一个酸奶盒装着，外面包了一圈彩纸。后来我移到了这个白瓷盆里。它活了很久。
“没有。”
他点了点头，合上笔记本。但没有站起来。他坐在那里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过头看了一眼窗外——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一些了，阳光从西边的窗户移到了东边的墙上。
“周扬昨天晚上在拘留室里自杀未遂。”
我的手指停在那片叶子上。
“他割了腕。被救回来了。”
我隔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他还好吗？”
李警官没有回答。他站起来，拉开门，走了。门没有关严，走廊里的风吹进来，带来消毒水的味道——医院的、或是什么别的地方的。
第12章 永不原谅
案子判了。
三个月前的庭审，六次开庭，三次调解。周扬的妈妈在法庭外跪下来求我们签谅解书。我没有看她。
周扬以故意杀人罪被判了无期徒刑。法庭上，他的辩护律师说他有精神疾病。但心理评估报告显示——他正常。完全正常。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旁听席上坐了全程。
法官宣判的时候，周扬站在被告席里，低着头。他的头发被剃短了，穿着看守所的蓝色马甲。他看起来不像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他瘦了很多，从侧脸看，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他在被告席里站了两个小时，没有抬过一次头。
法警带他走的时候，他忽然转过头看着我。旁听席上其他人都走光了，方姐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动。老吴站在门口，手里握着一串念珠，但他的手没有动——念珠安静地垂着。周扬的嘴动了动。隔着几米的距离，我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我看懂了。
他说的是三个字。
“对不起。”
我站起来，走出法庭。秋天的阳光照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和那天下午的阳光一样好。一样的阳光。一样的秋天。只是我女儿不在了。风比来的时候大了一些，吹得旁边的银杏树叶哗啦啦地响，几片金黄的叶子落在台阶上。我踩到一片叶子，咔嚓一声——脆的。我走下台阶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方姐的消息。
“结束了。”
我回复她：“还没有。”
方姐很快回了过来：“我知道。”
方姐从台阶上走下来，站到我旁边。她没有说话，我们并排站了一会儿。老吴在门口抽了一根烟，然后把烟头掐灭在垃圾桶上的沙盘里，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头。我放下手机，站在法院门口，看着远处的天空。那天的天很蓝，蓝得不像一个适合宣判的日子。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到女儿的照片——穿着白色连衣裙，在学校的操场上，笑得露出两颗虎牙。她身后是秋天的操场，落叶铺了一地，金黄色的。她那时候刚掉了门牙，笑起来有一个缺口，但她不在乎。她总是这样——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看了很久。旁边有一个年轻妈妈牵着小女孩经过，小女孩手里举着一个冰激凌，奶油沾在鼻尖上。她妈妈说“慢点吃”——语气很轻，和我说过的一模一样。我锁屏。手机壁纸是我女儿的照片——她站在学校门口，比着剪刀手，阳光照在她脸上。工作室那盆绿萝还在窗台上——我走之前给它浇了水。它应该还能活很久。我看了一眼，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里。
不要原谅。——永远不要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