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的七月，我走进了高考考场。
考场还是设在县一中。这里是我自己学校，熟门熟路的，不紧张。
可说不紧张是假的，手心全是汗，握笔的时候打滑，得在裤子上蹭蹭才行。
考了三天。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六门课，一门一门地考。每一门我都答得特别认真，写完了检查一遍又一遍，生怕粗心丢分。
语文是我的强项，考得不错。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一看到这个题目，脑子里就浮现出我爸的手、我娘的信、农场里的风。我写了一个普通人的忧与乐——我娘的忧是我的学费，她的乐是我考上了高中；我爸的忧是我娘的身体，他的乐是我寄回家的每一封信。我不知道这篇作文能得多少分，可我写得真诚，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头掏出来的。
数学是我的弱项，可发挥得还行。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出来，可前面的基础题都做对了，应该能及格。英语考得最好。这几年早起背单词的功夫没白费，阅读理解全对，作文也写得顺。
考完最后一门出来，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睁不开眼。学校门口挤满了家长，一个个翘着脚往里看，跟等孩子放学的小学门口似的。我往外走的时候，心里头想的是：要是在这群人里头看见我爸，该多好啊。
可我知道他不会来。一百多里地呢，来一趟太不容易了。再说了，他还要上班，还要照顾我娘呢。
可我刚走出校门，就看见了他。
他站在一棵杨树底下，穿着一件半新的白衬衣。那件衣裳我认得，是我娘攒了好久的布票给他做的，他一直舍不得穿，说“等丫头考上大学再穿”。
他今天穿上了，可衬衣皱巴巴的，领口的扣子还扣错了，一个高一个低的，看着有点滑稽。
他的右手，那只少了两个指头的手举着一个东西，是个纸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春燕加油。”
字是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可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个纸牌子，看着那件皱巴巴的白衬衣，看着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看着他的两鬓都花白了的头发。
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我跑过去，一头扎进他怀里。他被我撞得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摔倒，可他还是稳稳地接住了我。
“爸，你咋来了？”我哭着问。
“来接你回家啊。”他说，声音有点哑，“你娘说了，考完了就接回来，好好补补。”
“你骑自行车来的？”
“嗯，也就一百多里地，没事儿啊，不累。”
我松开他，看见他的裤腿上全是泥点子，鞋上沾满了土。他的嘴唇干裂了，起了皮，肯定是路上渴的，舍不得买水喝。
“爸，你渴不渴？我去给你买水。”
“不用，我带水了。”他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晃了晃，“你娘灌的茶水，还温乎着呢。”
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又递给我：“你也喝点，天热。”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茶是苦的，可回味是甜的。
那天他驮着我回农场。一百多里地，他骑了三个多小时，我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他的腰还是那么瘦，骨头硌得我手疼。
“爸，我考得还行。”我说。
“那就好。”
“爸，我想报北大。”
沉默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带着麦秸的味道。
“北大在哪儿？”他问。
“在北京。”
“北京好啊。北京是首都。你报，爸支持你。”
“可分数线很高，我可能考不上。”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他说，“你尽力了就行。不管考到哪儿，爸都高兴。”
我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闭上了眼睛。
七月的青海，天蓝得发亮，云白得晃眼。路两边的麦子慢慢要黄了，风一吹，麦浪滚滚的，跟海一样。远处的青海湖在阳光下闪着光，蓝得不像真的。
我靠在我爸的后背上，听着他的心跳，一下一下的，沉稳有力。
这个男人，没啥文化，没有本事，没有钱。他有的，是一颗比谁都大的心。那颗心装得下我娘，装得下我，装得下我们全家。
成绩出来那天，是八月中旬。
我在农场帮着收麦子。我爸在场部开会，我娘在家做饭。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铛在门口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晒麦子。
“李春燕！录取通知书！”
我扔了木锨，跑到门口。邮递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红色的字——北京大学。
我的手在抖，抖得撕不开信封。我娘从屋里跑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拿着擀面杖。她看见我手里的信封，看见上面的红字，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丫头，这是……”
“娘，是北大的通知书。”我的声音在发抖，“我考上了。”
我撕开信封，抽出那张纸。白纸黑字，盖着红彤彤的印章——
“李春燕同学，经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录取你为我系中文专业学生。请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前到校报到。”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张纸，阳光晒得我头皮发烫，麦粒在脚边闪着金光，我娘站在门口，擀面杖掉在了地上。
然后她哭了。
不是小声地哭，是嚎啕大哭，跟我小时候在高原上看见她被我爹打的时候一样，撕心裂肺地哭。她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喘不上气。
我蹲下来，搂着她。她的身体在发抖，瘦削的肩膀硌得我胳膊疼。
“娘，别哭了，”我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我考上了。”
“我知道，”她哭着说，“我就是高兴。高兴得受不了。”
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站在院门口，手里还拿着开会的笔记本。他看着我们娘俩抱在一起哭，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
“咋了？”他问，声音有点慌，“出啥事了？”
我抬起头，把通知书举起来：“爸，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爸的笔记本掉在了地上。
他走过来，接过那张通知书，看了很久。他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的嘴唇在抖，喉结上下滚动，眼睛红红的，可他没哭。他这个人，从来不哭。
看了足足五分钟，他把通知书小心地递还给我，弯下腰捡起笔记本，拍了拍上面的土，说：“我闺女，考上北大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话。可他的手在抖，抖得笔记本都拿不稳。
那天晚上，我娘把家里的鸡杀了，又把攒了好久的腊肉拿出来，炒了一大桌子菜。我爸把那瓶藏了三年都没舍得喝的青稞酒打开了，倒了一大碗，咕咚咕咚地喝。
“爸，你慢点喝。”我说。
“今天高兴，多喝两口。”他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喝酒喝的还是高兴的，“我闺女考上北大了，北大哎！那是啥地方？那是毛主席待过的地方呢！”
我娘说：“毛主席待的是北大？毛主席不是在延安待的吗？”
“你懂啥？”我爸说，“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在北大的图书馆待过，当图书管理员。我在部队的时候听指导员说过。”
我娘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点点头：“对，毛主席确实在北大的图书馆工作过。”
我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那我家丫头要去毛主席待过的地方念书了？”
“真的。”我说。
我娘笑了，笑得跟个孩子似的，露出两颗虎牙。她端起面前的茶碗以茶代酒说：“来，敬丫头一杯。祝你在北京好好的，平平安安的。”
我爸端起酒碗，我端起茶碗，三个人的碗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那天晚上，我爸喝醉了。他很少喝醉，这辈子就醉过两回，一回是我考上县一中，一回是我这次考上北大。
他醉了也不闹，就是坐在那儿嘿嘿地笑，笑一会儿，看看我，又笑一会儿。
“丫头，”他舌头都大了，“你到了北京，好好念书。别想家。家里有你爸呢。”
“爸，我知道了。”
“你娘你甭惦记，有我呢。”
“嗯。”
“北京冷，比青海还冷。你多带点衣裳。棉袄得重新做一件，你娘的手艺不行，找王婶帮忙做……”
“行了行了，”我娘打断他，“你喝多了，少说两句。”
“我没喝多，”他说，“我清醒着呢。”
说完他打了个嗝，趴在桌上睡着了。
我娘看着他的样子，又气又笑：“这个人，一喝酒就话多。”
她站起来，拿了一件衣裳披在他身上。然后她坐在他旁边，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粗糙的手、残缺的手指，看着看着，眼圈又红了。
“丫头啊，”她说，“你爸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我说：“我知道。”
“他不是你亲爸，可他比亲爸还亲。”
“我知道，娘。”
“你以后有出息了，可别忘了你爸啊。”
“我不会的，娘。永远不会。”
我娘点点头，擦了擦眼睛，站起来去厨房了。
我坐在桌边，看着刘我爸趴在桌上睡觉的样子。他的嘴微微张着，打着呼噜，脸上还带着笑。
他的那只少了两个指头的手搭在桌上，伤口早就愈合了，可那两个光秃秃的疙瘩，看着还是让人心疼。
我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放在我的掌心里。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突出，掌心全是老茧。
可这只手，给我交过学费、给我买过钢笔、给我炖过鸡汤、给我写过信。这只手，撑起了我们家的一片天。
“爸，”我小声说，“谢谢你。”
他没有醒，只是换了个姿势，继续打着呼噜。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在院子里，照在那堆晒了一天的麦子上，金黄金黄的，跟铺了一地金子似的。
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长一声短的。风从青海湖那边吹过来，带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
我坐在窗前，看着月亮，想着北京。
北京在哪儿呢？在好几千里以外。那儿有天安门，有长城，有北大，有未名湖。那是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一个只在书本上见过的地方。
可我知道，不管我走多远，有一个地方永远在我心里——那个有青海湖、有草滩、有羊群的地方。那个有我娘、有刘德柱、有我们家小院子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