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我十八岁了。
十八岁在现在的孩子眼里，大概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年纪。可在那时候，十八岁的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娘十八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爹，开始了她那场长达十几年的噩梦。
我十八岁的时候，坐在县一中的教室里，面前摊着一堆课本和卷子，心里头装着一个小小的、不太敢说出来的梦。
那个梦叫北京。
林小鸥说北师大好，可我想去的是北大。不是因为我了解北大，恰恰是因为我不了解。
我在课本上读到过“五四运动”，读到过“未名湖”，读到过“红楼”。这些词对我来说，跟诗一样好听，跟星星一样遥远。
可我就是想去。想去看看那个让无数人向往的地方，到底长啥样。
可这个梦我不敢跟任何人说。说了怕人笑话。一个农场的丫头，连省城都没去过，就敢想北大？说了也怕自己失望。北大那是啥地方啊？全国最好的学生才能去的地方，我凭啥？
我凭啥？凭我早上五点钟起来背单词，凭我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做题，凭我每个周末都泡在图书馆里不出来，凭我娘一碗一碗的稀饭，凭我爸那两根没了的手指头。
这些够不够？不够我再加。
高三的日子，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不是人过的。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早读，七点吃早饭，八点上课。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晚上两节晚自习。晚自习上到九点，可没人九点走。
大家都在教室里坐着，做题、背书、讨论，一直坐到十点半、十一点。
宿舍十点半熄灯，可熄了灯也不消停，有人打着手电筒继续看，有人跑到走廊里借着路灯的光看。
那段时间，每个人的桌子上都堆着一摞书，跟砌墙似的，人坐在书后面，光看见个脑袋顶。每个人的眼睛底下都挂着两个黑眼圈，跟熊猫似的。
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跟拉满了的弓似的，随时可能断。
可没人敢松。那时候高考不像现在，现在考不上还能复读、还能出国、还能走各种各样的路。
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高考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了就是干部身份、城镇户口、铁饭碗；考不上就回家种地，或者去工厂当临时工，一辈子就这么定了。
对城里孩子来说，考不上还有退路。人家爹妈有工作，能安排个临时工，或者花钱去个自费的大专。
可对我们农村孩子、农场孩子来说，没有退路。考上了就跳出农门，考不上就回到原点。
这一考，考的是这辈子。
所以每个人都拼了命。
我拼得更厉害。
不光是我想去北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娘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那年冬天我回家，发现我娘瘦了很多。原来她就是那种瘦瘦的体型，可现在是那种不正常的瘦。颧骨突出来了，锁骨凹下去了，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跟蚯蚓似的。
“娘，你咋瘦成这样了？”我问。
“没瘦，一直就那样啊。”她不当回事地说。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的事儿，我好好的呢。你别瞎操心，好好念你的书。”
我不信，去问我爸。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娘这半年胃不好，吃不下东西。吃了就吐，吐了又吃，说不能亏了身子。我带她去卫生院看了，大夫说可能是胃溃疡，开了药，吃了好一点，可还是瘦。”
“胃溃疡？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啊爸？”
“不严重，慢性病，慢慢养就行。”我爸说，“你别担心，有我呢。你好好念书，考上大学，你娘一高兴，病就好了。”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胃溃疡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拖久了也能要命。我娘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从来不上心。
在高原上那几年落下的病根，腰疼腿疼的，她从来不当回事，疼了就忍忍，忍忍就过去了。胃疼也一样，疼了就喝口热水，顶不住了才去卫生院拿点药，从来不去好好查查。
为啥不去呢？一是舍不得花钱，二是舍不得时间。她觉得去医院是耽误功夫，有那功夫还不如多喂几只鸡、多编几个筐。
我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在厨房里忙活，心里头像刀割一样。
那天晚上，我跟我娘说：“娘，等我考上大学，分配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带你去大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她笑了：“你先把大学考上再说吧。八字没一撇的事儿，就别许愿了。”
“一定能考上。”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头有心疼，也有骄傲。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粗糙得很，指节突出，指甲剪得秃秃的，可那只手是暖的，暖得我想哭。
“行，娘等着。”她说。
高三下学期，学习更紧张了。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考得人都麻木了。
我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三名，年级前十名。赵老师说我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让我再加把劲儿。
“春燕，你志愿想好了吗？”赵老师问我。
“想好了，北大中文系。”我说。
赵老师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报这么高。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北大是好学校，可分数线也高。你现在的成绩，考个省内的重点大学没问题，可北大……有点悬。”
“我知道，”我说，“可我想试试。”
赵老师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行，有志向是好事。那就试试。你底子不错，再加把劲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从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可吹在脸上已经不疼了。操场边上的杨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着光。
我对自己说：试试。不管成不成，至少试过了，以后不后悔。
那段时间，我给我娘写信写得更勤了。一星期一封，雷打不动。信里不说学习的事儿，说了她也看不懂。就说学校里的趣事，说苏敏又闹了什么笑话，说食堂的师傅打菜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一勺菜抖到碗里只剩半勺。
我娘不认字，每次都是我念给她听。不对不对，是我爸念给她听。我把信寄回家，我爸念，我娘听。我爸念完了，我娘还要让他再念一遍，说“刚才没听清”。
后来我爸在回信里说：“你娘把你的信都收着呢，放在那个铁盒子里，跟通知书放一块儿。我说信有啥好收的，她说你懂啥，这是丫头的脚印子。”
我看了这封信，在宿舍里哭了。苏敏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儿，我妈把我写的信都收着呢。苏敏说“你妈真好啊”，我说“嗯，我妈是真正儿的好”。
四月份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学校组织高考体检，我查出来贫血。大夫说我营养不良，血红蛋白偏低，让我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头却犯了愁。营养的东西都要钱，鸡蛋、肉、牛奶，哪样不花钱？家里为了供我念书，已经勒紧了裤腰带了，我哪还能再添负担？
我没跟家里说。贫血又不是啥大病，扛扛就过去了。我多吃点炒面、多喝点稀饭，兴许就好了。
可苏敏知道了。她看我脸色发白、嘴唇没血色，非拉着我去卫生所又查了一次。查完她拿着化验单，气得脸都红了：“李春燕，你是不是又省钱了？你看看你这指标，比上次还低了！”
我说没有，我就是胃口不好。她不信，说“你骗鬼呢，你胃口比谁都好，一顿能吃三个馒头”。我被她堵得说不出话，只好承认了。
苏敏气得跺脚，可气完了还是心疼我。从那天起，她每天多打一份饭，分一半给我。我不要，她说“你不吃我就倒了，浪费粮食你忍心吗”。我没办法，只好吃了。
吃了半个月，我的脸色好了一点，嘴唇也没那么白了。
苏敏说“你看，吃好点就是不一样”。我说“苏敏，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咋报答你？”她说“报答啥？你考上北大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到时候我去北京找你玩，你管吃管住就行”。
我笑了：“行，管吃管住，还管导游。”
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我的眼圈红了。
五月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家里的信。
信是我爸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歪歪扭扭的，可每一个字我都认得。
“丫头，你娘最近好多了，胃不疼了，也能吃东西了，你别惦记啊。你好好考试，别想家。你娘说了，等你考完了，她给你做红烧肉吃，放好多糖，甜口的那种，你爱吃的那种。”
信的最后，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我娘自己写的——她学了好久才会写这几个字：
“丫头，加油。”
就四个字，“丫头”两个字写得大，“加油”两个字写得小，挤在纸的右下角，跟怕占地方似的。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我娘这辈子没上过学，不认字，可为了给我写这几个字，她肯定练了好久好久。
她那双放羊的手、那双劈柴的手、那双和面做馍的手，握着笔，一笔一画地写“丫头加油”，得费多大的劲儿啊？
我把那张纸贴在胸口，闭上眼睛。心里暗想：娘，你放心，我一定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