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把周采苹那七片残片逐片拍照、建档、写鉴定报告。
每一片的技法特征都和周慕林1965年论文里描述的第五代针法完全吻合。藤黄断枝，合股金线三圈捻法，舟底回针弧度偏圆。
她把鉴定报告发给梁主任，同时抄送海伦娜。梁主任回复很快：“残片可入藏故宫。你说了算。”
海伦娜则转发了一封来自纽约的邮件。
是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回信。回信的不是之前那位纺织品修复师，而是亚洲部的一位策展人，措辞很正式——正式到有点冷。
信中说，感谢苏女士对馆藏的关心，但他们那件凤凰缂丝的标签是经过多位专家鉴定的，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需要更正。信中附了一份1998年的鉴定报告，鉴定人是一位已退休的东方艺术史教授，结论是“清末苏绣凤凰纹，技法为苏派”。
苏晚把那份鉴定报告看完。报告里的照片拍的是凤凰的正面——凤眼闭着。报告没有提到从下往上看，没有提到合股金线，没有提到断枝。
她给海伦娜打了个电话。海伦娜说那位退休教授已经快九十岁了，住在新泽西一家养老院，不一定还能联系上。大都会的策展人不会主动推翻自己馆的鉴定报告，这是常事。
“那怎么才能让他们重新看一眼？”
“等。或者找一个他们不能拒绝的理由。”
苏晚放下电话，看着修复台上那七片周采苹的残片。藤黄断枝排成一排，每一截断口都干净利落，像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时画的勾。
大都会那件凤凰，从正面看凤眼闭着，从下往上看呢？没有人试过。或者试过，但不想记录。
她想起周慕林在天花板夹层里写的那些铅笔字，他写了二十多年“待考”，到死没等到大都会那件凤凰的更正。
他等了一辈子，不是因为线索不够，而是因为有些门从里面锁着。
傍晚，亚历山大从工坊过来。
他把一份布莱克工坊的旧档案递到她面前，档案封面贴着克劳福德公司的标签，时间是1907年。
里面是一张发货单，发件人是克劳福德，收件地址写着“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货物品名写着“Chinese embroidery, one piece”——没有写“gift”，也没有写“sale”，写的是“loan”。借展。
克劳福德1907年把一件缂丝以“借展”名义送到了大都会。他在发货单上写的不是捐赠，是暂存。和大英博物馆那件鹤纹一样，他用不同的名义把缂丝分散到不同机构，有些是卖，有些是捐，有些是“借”。借了之后从不索回，东西就在馆里一直放着，放成了馆藏。
苏晚把发货单放在台面上。窗外泰晤士河的暮色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
克劳福德1906年在上海从周少璋手里买梅花，同年在京都从周少蘇手里买锦鸡，1907年把一件缂丝“借展”到纽约。
他做这些事时没有留下统一说法，每一笔交易用了不同的措辞。他不是在整理收藏，他是在分拆，把周家的东西拆开，分散到不同大陆、不同机构、不同名义之下。为什么？应该不是为了钱。他把仓库封存了，把发货单留给了布莱克家族。他是怕这些东西聚在一起，还是怕它们散得太干净？
她把这份发货单扫描件发给海伦娜，附了一句：“告诉大都会，这不是他们的东西。借了一百多年，该重新看了。”
三天后，大都会回信了，是法律部的回复。措辞更冷了，但附件里有一份承诺：同意在苏晚提供全套鉴定材料后，安排一次内部复核。不承诺更改标签，不承诺公开。但同意复核。
这是第一步。周慕林等了二十多年没能让他们打开库房门，她把门推开了一条缝。
她把材料准备齐全，发给海伦娜转发给大都会。然后回到修复台前面，发现白板上周慕林的待考清单已经变得稀疏了不少。
南洋残片七片，已销号。大都会凤凰，复核中。还有五件未知下落。
周慕林第二十条到第二十二条的备注只写了三行字：“欧洲某国。”“疑在德国。”“一战前转售。”
德国——那是海伦娜还没查到的地方。克劳福德日志里有一条提及，说他1908年曾通过汉堡港转运过一批“远东纺织品”。收件方是一家私人画廊，名字写得很潦草，像是德文。
苏晚放大日志扫描件，对着那行潦草的德文字母认了很久。前面几个字母是“Kunst”，后面跟着一个连笔写成的词，看不太清。
她给海伦娜发了一条消息：“你认识柏林那边的人吗？”
海伦娜的回复在深夜进来：“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位纺织品研究员，我可以联系。但柏林馆的库房记录二战期间毁过一次，战火波及部分藏品。不一定还在。”
不一定还在。这四个字比“不同意复核”更悬。
大都会至少还有一件实物，柏林可能什么都没有。
克劳福德1908年从汉堡港转运的那批“远东纺织品”，如果在那间私人画廊里存到二战，画廊本身可能已经不在了，东西可能毁于轰炸，也可能被苏军带走，也可能被某个有心人在战前藏进了地下室。
她低头看着白板上自己画的线。从伦敦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纽约，从纽约到柏林。线越画越长，东西越来越难找。
她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一行字：“存此。继续查。”写完把笔搁在笔槽里，关掉修复室的灯。
窗外泰晤士河在春夜的光里缓缓流动，对岸那栋红砖仓库的石鹰在夜色里只剩一个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