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开学的那个秋天，我娘非要送我去县城。
我说不用，我都十五了，自己去就行。她不听，说“头一回报到，东西多，你一个人拿不了”。
我爸也在边上帮腔：“让你娘送吧，她在家念叨好几天了，不让她去她能念叨一个学期。”
我没办法，只好让她送。
那天一大早，我娘就起来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半天，烙了一摞饼，又煮了十几个鸡蛋，用布包好塞进我的包袱里。我说“学校有食堂，不用带这么多”，她说“食堂的饭贵，能省一顿是一顿”。
走的时候，我爸把自行车推出来，我娘坐在后座上，抱着我的包袱。我坐在前头的横梁上。
三个人一辆车，看着有点滑稽，可那时候都这么骑，谁笑话谁啊。
骑到半路，我娘突然说：“停一下。”
我爸停了车，我娘跳下来，跑到路边的草丛里，拔了一把野花。黄的、白的、紫的，杂七杂八的一大把，用草茎绑了，递给我：“拿着，到学校找个瓶子插上，好看。”
我接过那把野花，看了看，里头有野菊花、有狗娃花、有蜜罐罐，还有不知名的小白花，花瓣上还带着露水。我娘的手上沾着草汁子，绿莹莹的，她随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又坐上自行车后座。
“走吧。”她说。
我把那把野花小心地放在包上面，怕压坏了。一路上我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那些小花在阳光下微微地颤着，跟活的一样。
到了学校，我娘帮我铺床、收拾东西。她干活利索，三下五除二就把铺位收拾好了。上铺下铺地检查了一遍，又摸了摸被子的厚薄，说“学校的被子薄了，冬天得再加一床”。
我说“没事儿，我抗冻”。她瞪了我一眼：“抗啥冻？去年都抗进医院了，还嘴硬。”
我缩了缩脖子，不敢说话了。
她临走的时候，在宿舍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像是在检查什么。然后她拉着我的手，说：“丫头，好好念书啊。娘走了。”
“娘，我送你。”
“不用，你爸在门口等着呢。你回屋吧。”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那花儿别忘了插瓶子里，灌点水，能活好几天。”
“知道了，娘。”
她走了。我站在宿舍门口，看着她穿过操场，走出校门。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着，走路的步子很快，跟怕自己反悔似的。
我回到宿舍，找了一个空罐头瓶子，洗干净了灌上水，把那把野花插进去。黄的白的紫的，挤挤挨挨的，在窗台上开得热热闹闹的。
苏敏来看我，看见窗台上的花，说：“你娘给你采的？”
“嗯。我娘路上采的”
“你娘真好。”她说。
我点点头，没说话。
高中的生活跟初中完全不一样。
初中的时候，老师管得紧，什么都要管，跟看孩子似的。
高中的老师不一样，他们把你当大人看了。上课讲完就走，作业布置了你自己做，不会的自己去问。没人追着你屁股后面催，学不学全看你自己。
这种自由让我有点不适应。头一个星期，我老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好像少了点什么。
后来才明白，少的是那种被管着的感觉。在农场有我娘管着，在初中有方老师管着，到了高中，突然没人管了，反倒不知道咋使劲儿了。
好在这种不适应没持续多久。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第二个星期我就摸清了门道。
高中的课程比初中难了一大截，尤其是数学和英语。初中数学靠背就行，高中不行，得动脑子。英语更是，初中学的那点词汇量到了高中根本不够用，阅读理解里满篇的生词，看得我头大。
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晚自习多坐一个小时，把当天的功课复习一遍，再把第二天的课预习一遍。
这个规矩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高中的作业本来就多，做完已经九点多了，再复习一个小时，就是十点多。回宿舍洗漱完了，躺下就十一点了。
可我不怕苦。苦算啥？比起在我娘在高原上放羊、比起零下三十度背雪化水、比起光着腿穿棉裤过冬，这点苦算个屁呀。
真正让我难受的，不是学习上的苦，是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高中的学生比初中更多样。
初中的时候，大部分是县城和附近农村的孩子，差距没那么大。
可高中不一样，有从西宁来的，有从兰州来的，还有几个是从北京来的——他们的父母是支援大西北的干部，把孩子带过来的。
这些大城市来的孩子，跟我们这些本地孩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穿的是的确良、灯芯绒，我们穿的是粗布。他们说普通话，带着京腔，我们说的是青海土话。他们听的歌、看的书、聊的话题，我连边都沾不上。
有一次课间，几个女生在聊一部电影，叫什么《庐山恋》，说得眉飞色舞的。我在旁边听了半天，一句都插不上嘴。唉，我连电影院都没进过。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也不是自卑，就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隔膜。就像你站在玻璃外面看里面的人，看得见他们笑、听得见他们说话，可你就是进不去。
好在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小学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小丫头了。我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我是农场的丫头，我娘是放羊的，我爸是种地的。这没什么丢人的。
我靠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不偷不抢，堂堂正正。
可有些事情，不是你不自卑就能过去的。
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我考了班里第十五名。这个成绩在农场已经算是顶好的了，可在县一中，只能算中上。班里有几个西宁来的学生，门门功课都是九十分以上，英语几乎满分。
我那点底子，跟人家一比，就跟小学生似的。
我把成绩单看了好几遍，心里头堵得慌。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写信，写了好几遍都不满意，撕了重写，重写了又撕。最后只写了一句话：“爸妈，我考了第十五名，我会继续努力的。”
信寄出去之后，我忐忑了好几天，怕我娘失望。过了几天，我爸的回信来了。他不常写信，字也写得不好看，可那封信我到现在还记得。
“闺女，第十五名已经很好了。你爸我小时候连学都没上过，你比你爸强一百倍。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慢来。你娘说了，她相信你。我也相信你。”
信纸上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我娘让我爸代写的：“丫头，别省钱，该吃的吃。娘在家挺好的，别惦记。”
我看着那封信，哭了，又笑了。
苏敏问我咋了，我说没咋，我爸来信了。她拿过去看了一眼，说“你爸真好”，我说“嗯，我爸真的好的很嘞”。
从那天起，我不再跟自己较劲了。我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上次考第十五，下次争取考第十四。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高一上学期期末，我考了第十一名。高一下学期，我考了第八名。
高二的时候，我已经稳定在班里前五了。
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有一回课间，那个北京来的女生，叫林小鸥的主动找我说话：“李春燕，你进步真快。你平时怎么学习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也没啥特别的，就是多花点时间。”
她笑了笑，说：“你可真厉害。我们班好多人都说你是黑马呢。”
黑马是啥意思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那种不声不响突然冒出来的人。
这个称呼我不太喜欢，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我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是从农场的草滩上、从青海湖边的风里、从羊粪蛋子堆里走出来的。
我走过的路，他们没走过。我吃过的苦，他们没吃过。我考第五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娘一碗一碗的稀饭、我爸一个一个的冻疮换来的。
可这话我没说。我就笑了笑，说“谢谢”。
林小鸥后来又找我聊了几次，慢慢地我们熟了。她是个挺好的人，不势利，也不装，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她教我英语发音，我教她说青海话。她说青海话“具撒着”听起来像“具啥这”，学了半天也学不会，笑得前仰后合的。
有一回她问我：“春燕，你以后想考哪个大学？”
我愣了一下。大学？我光想着要考上高中、要考上大学，可具体考哪个大学，我从来没想过。
“我没想过。”我说。
“你成绩这么好，可以考北京的大学啊。北大、人大、北师大，都挺好的。”
北京。北大。
这两个词离我太远了，远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在农场的草滩上仰望过无数次星空，那些星星亮闪闪的，可我知道我够不着。
“我……再说吧。”我说。
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一直转着林小鸥的话——“北京的大学”。
北京。天安门。长城。这些我在课本上看到过无数次的地方，我能不能真的去看一看？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头默默地画了一张地图。从农场到县城，一百多里。从县城到西宁，二百多里。从西宁到北京，一千多公里。一千多公里，坐火车要好几天几夜。
可我娘说过，路再长，长不过脚。
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支英雄牌钢笔——我爸给我买的第一支钢笔，笔杆都磨得发亮了，笔帽上有一道裂纹，用胶布缠着。我一直舍不得扔，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我把钢笔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像是攥着谁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