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迟回到工作室，把信封放在工作台上。
他没开灯，就着窗外的天光拆开信封。照片是黑白的，边缘已经发黄卷曲，显然有些年头了。照片里，父亲站在红星机械厂的门口，身后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男人——身形偏胖，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嘴角向下撇着。
是刘建国。
沈迟认出了那张脸。十五年过去了，那个保卫科科长的样子他还记得。大嗓门，爱喝酒，每次见到父亲都要递烟，父亲不要，他就硬塞。
可刘建国不是已经被抓了吗？
沈迟皱起眉头，手指在照片上摩挲。照片里的父亲表情严肃，嘴角紧抿，像是在为什么事发愁。身后是工厂的围墙，墙上刷着“安全生产”四个大白字，字迹已经斑驳。
他拿起手机，拨通陈雨桐的号码。
“刘建国现在在哪儿？”他开门见山。
电话那头顿了顿：“怎么突然问这个？”
“他跟红星机械厂有关，我爸的照片里拍到他了。”
陈雨桐沉默了两秒：“他确实在押。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哪样？”
“经济犯罪。三年前他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工厂资金，数额不小。”她的声音很平静，“去年年底被查到的，现在关在看守所，等判决。”
沈迟的心沉了下去。不是杀人案，是经济案。这意味着刘建国和父亲的死可能没有直接关系，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是这样。
“那我父亲的死呢？”他问，声音有点哑。
“当年定性是自杀。”陈雨桐说，“没有其他证据，我们立不了案。”
“可照片在这里。”沈迟攥紧照片，“刘建国当时在现场，他不可能什么都没看到。”
“我知道。”陈雨桐的语气软了一些，“但照片只能证明他当时在场，证明不了什么。十五年了，证据早就没了。”
沈迟盯着照片上父亲的脸。那张脸在十五年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但此刻看着照片，那些被刻意遗忘的细节突然变得清晰起来——父亲紧锁的眉头，父亲微微发抖的手指，还有父亲转身离开时的背影。
“还有一件事。”陈雨桐说，“刘建国在看守所里表现很奇怪。他请了律师，但律师不是为他辩护，是为他传话。”
“传什么话？”
“他说……”陈雨桐顿了顿，“他说当年的事还有别人参与，他只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他不肯说。”
沈迟挂了电话。
工作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的声音。天色渐渐暗下来，窗外的霓虹灯亮了起来，在玻璃上投下红色的光斑。他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张照片。刘建国的身影在照片里显得很模糊，几乎要和背景融为一体。但如果仔细看，能看出来他站在父亲身后，手臂微微抬起，像是在推搡，又像是在威胁。
父亲是被逼的。
这个念头在沈迟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不是自杀，是他杀。不是意外，是谋杀。
可他没有证据。十五年的沉默把所有线索都埋进了灰尘里，现在就算知道真相，又能怎么样？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城市的车流在楼下汇聚成一条光的长河，每一辆车都载着各自的故事，匆匆驶向目的地。只有他，还停留在原地，被十五年前的谜题困住。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沈迟拿起来，是一条陌生短信。
“想知道你父亲真正的死因吗？明天上午九点，老地方见。”
他盯着那行字，心跳突然加快。老地方是哪里？
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片刻，他突然想起来——是父亲当年坠楼的楼顶。
城东老工厂的废弃楼顶，十五年前父亲就是从那里跳下去的。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甚至不允许自己想起。可现在，这条短信把他的记忆撕开了一道口子。
窗外，城市的声音远远传来，车流、人群、喇叭声，嘈杂得像是一首混乱的交响曲。沈迟站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灯火，点了根烟。
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又看到了父亲的脸。
那个沉默的、严肃的、不善表达的父亲，原来一直活在那些被掩埋的声音里，等着他去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