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跟农场完全是两个世界。
农场里一眼望过去，除了房子就是地，除了地就是草滩，天大地大的，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要不然风一吹就听不见了。
县城不一样，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房子，街上的自行车叮铃铃地响，汽车偶尔按一声喇叭，能把我吓得一激灵。
头几天我走在街上，老觉得自己跟个傻子似的，东张西望的，啥都觉得新鲜，啥都觉得稀奇。
学校也不一样。农场小学就两间教室、一个老师，一到四年级混着上课。这边光初一就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多人，老师更是多得我数都数不过来。
每门课都有专门的老师，语文老师姓方，是个女老师，三十来岁，短发齐耳，说话干脆利落；算术——不对，到了中学叫数学——数学老师姓孙，是个老头儿，头发花白，戴个老花镜，上课的时候喜欢摇头晃脑的，跟念经似的。
英语老师姓陈，是个上海来的知青，烫着卷发，穿着花衬衫，在当时的县城里算是顶时髦的了。她一开口说英语，我就傻了——我跟着林知青学的那些“古德”“猫宁”，在她嘴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她说“good morning”，舌头打个卷儿，轻轻巧巧的，跟唱歌一样。我说出来呢，硬邦邦的，跟嘴里含了块石头似的。
“李春燕，你再来一遍。”陈老师叫我。
我站起来，憋了一口气：“古德——猫——宁——”
全班哄堂大笑。陈老师也笑了，不过她是善意的笑，说：“你的口音太重了，要从基础开始练。这样吧，你每天早读的时候多跟着录音机念，慢慢就好了。”
我红着脸坐下，心里头暗暗较劲儿，不就是个英语吗？我连高原上的羊都能放好，六百只羊我都能数清楚，二十六个字母我还搞不定？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拿着课本在操场上念英语。秋天早上的风凉飕飕的，冻得我直哆嗦，可我不敢停。我把单词写在手心上，走路的时候看一眼，吃饭的时候看一眼，睡觉之前还要再看一眼。
同宿舍的女生都觉得我魔怔了，说“你至于吗”，我说“至于，我底子差，不这样赶不上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学期下来，我的英语从全班倒数爬到了中上游。陈老师在期末评语上写了一句“进步显著”，我高兴了好几天。
可最难的不是英语，是自卑。
县一中的学生，大部分是县城里的，父母不是干部就是工人，穿的用的都比我们强。我穿的是我娘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样式老气，颜色灰扑扑的，站在一群穿的确良、灯芯绒的同学中间，跟个丑小鸭似的。
我用的文具也是最差的。别人都用钢笔了，我还用铅笔——我爸给我的那支英雄牌钢笔我舍不得用，藏在枕头底下，只有写重要作业的时候才拿出来。笔记本也是我娘用白纸裁了订的，没有横线，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跟喝醉了酒似的。
最让我难受的是吃饭。
学校食堂的伙食分三等：甲等饭是白面馒头加炒菜，一个月要十五块；乙等饭是馒头咸菜加稀饭，一个月十块；丙等饭是窝窝头加咸菜，一个月六块。
我娘给我定的是乙等，可就算乙等，一个月十块钱的伙食费，在我们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不敢多吃，每顿饭只打两个馒头一份咸菜，稀饭都舍不得打，就着白开水吃。
可我不敢让人知道我省钱。每次打饭的时候，我都排在最后面，等人少了才去，生怕别人看见我只打咸菜。吃饭的时候也是躲着人，要么回宿舍，要么找个没人的角落，三下五除二吃完。
可这事儿还是被人发现了。
有一天中午，我在操场后面的篮球架子底下吃饭，正啃着馒头就咸菜，突然听见身后有人说：“你就吃这个？”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班上的一个女生，叫苏敏。她爸是县医院的医生，家里条件好，在学校里算是“有钱人”了。她平时跟我没啥交集，就是见面点个头的关系。
我赶紧把馒头藏到身后，脸涨得通红：“我……我吃过了，这是剩下的。”
苏敏没说话，看了我一眼，把手里的饭盒递过来：“我打多了，吃不完。你帮我吃了吧。”
饭盒里是米饭和炒土豆丝，还有两块红烧肉。我咽了咽口水，摇了摇头：“不用，我吃饱了。”
“你就别客气了，”她把饭盒塞到我手里，“倒了也是浪费。你帮我吃了，我还省得倒呢。”
说完她就走了，马尾辫一甩一甩的。
我端着那个饭盒，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我知道她是故意帮我的，可她话说得体面，不让我难堪。我蹲在篮球架子底下，把那盒饭吃了个精光，连饭粒都没剩一颗。那两块红烧肉，我嚼了好半天才咽下去，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咬了。
从那以后，苏敏隔三差五就“打多了饭”，让我帮她“解决”。我心里头明白，她不是打多了，是故意多打一份给我的。可她说得自然，我也就装作不知道，每次都说“行，我帮你吃”，接过来吃得干干净净。
这事儿我没跟我娘说，怕她心疼。可我跟我爸说了——有一次他来看我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我爸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这个苏敏，是个好孩子。你跟她好好处，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
又说：“闺女，咱家穷，这不丢人。穷不是错，错的是不上进。你好好念书，以后有出息了，再报答人家。”
我点了点头，把这话记在心里了。
我跟苏敏慢慢就成了好朋友。
苏敏这个人吧，跟我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她大方、开朗、敢说话，老师问她问题，她站起来就答，从来不扭扭捏捏的。她笑起来声音很大，隔三间教室都能听见，可她不在乎，她说“笑就是笑，憋着干啥”。
她带我去过她家。她家在县医院的家属院里，两间平房，不大，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她妈是个矮矮胖胖的女人，说话嗓门大，笑起来跟苏敏一个样。她爸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见了我点点头，问我是哪儿的。
我说农场的，他说“农场好，农场出来的孩子能吃苦”。
苏敏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里头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书架上摆了好多书——有小说、有散文、有科普读物，好多我连名字都没听过。我站在书架前面，看得眼睛都直了。
“你喜欢看啥？随便拿。”苏敏说。
我抽出一本《安徒生童话》，翻了翻，又放回去了。那些故事对我来说太遥远了——什么公主、王子、美人鱼，跟我过的日子完全不搭界。我又抽出一本《林海雪原》，翻了翻，觉得挺有意思，就说借回去看。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读长篇小说。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看完，好多字不认识，就一边看一边猜。看到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段，我激动得手心冒汗；看到少剑波跟白茹的感情戏，我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那本书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认字，就是单纯地好看，单纯地让你舍不得放下。
从那以后，我成了苏敏家书架的常客。
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她家借书，看完了一本换一本。苏敏她妈对我特别好，每次去都给我留饭，说“春燕太瘦了，得多吃点”。我不好意思白吃，就帮她家干活，扫院子、擦窗户、劈柴，啥都干。苏敏她妈拦都拦不住，说“这孩子，太实诚了”。
苏敏跟我开玩笑：“你再这样下去，我妈该认你当干闺女了。”我说：“那我可不亏，白捡个妈。”两个人笑成一团。
在苏敏的影响下，我变了不少。话多了，胆子也大了，上课敢举手回答问题了。方老师说我“进步很大”，不光是学习上的进步，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
可我知道，骨子里我还是那个农场的丫头。
我惦记着我娘，惦记着我爸，惦记着家里的鸡和兔子，惦记着草滩上的蚂蚱和青海湖边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