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号，高三开学。
教室换到了教学楼最高层，五楼。走廊的栏杆矮了，往下看的时候能看见操场上的草坪，刚修剪过，闻得到青草气。同桌还是那个姓李的男生，瘦高个，眼镜片又厚了一圈。他看见我，说“高三了”，我说“嗯”。窗外梧桐叶还没黄，绿得发闷。
班主任换回了王老师，就是我们高一时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站在讲台上，头发白了不少，说话还是不急不慢。“高三了，我不废话。高考是你们的事，我的事是让你们能考。”底下没人笑，也没人叹气。
课表发下来，周课时比高二多了四节。早自习提前了十五分钟，晚自习延长了半小时。有人在底下小声算时间，算完了，没说话。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心里想的不是高考。
八月底，国家的人又来了。
还是姓郑，还是深灰色夹克，但这次他带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平头，眼神很亮，一看就是部队出来的。介绍的时候只说“小周”，没说职务。郑国良——我终于知道他的名字了，名片上没写，他自己说的——坐在实验室的会客椅上，看着那排正在老化的芯片，说：“高三了，学业重了。你顾得过来吗？”
“顾得过来。”
“实验室、公司、学业，三头跑。你才十七。”
“有人十七岁上战场。”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没有避开，笑了一下：“所以我来找你。”
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牛皮纸信封，封口盖着红章。递给我的时候，两只手。
“国防大学特招。你不需要参加高考，明年九月直接入学。”
我接过信封，没拆。
“条件呢？”
“毕业以后，为国家服务五年。具体方向，到时候再定。”他顿了顿，“你的技术，国家需要。你的人，也需要保护。”
“这是交换？”
“这是合作。”
我把信封放在桌上，没有拆。苏念在意识里说：“条件合理，没有陷阱。”
“我需要时间考虑。”
“可以。”郑国良站起身，小周也跟着站起来。“但不要太久。高三这一年，你等不起。”
他们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很轻，很快就听不见了。周工凑过来，问我那信封里是什么，我说“一份录取通知书”。他愣了一下，没再问。
晚上回到家，我把信封放在书桌上。牛皮纸的颜色在台灯下泛着赭石色的光。封口那个红章，像一枚还没拧紧的螺丝。我盯着它看了很久。
苏念说：“你在想什么？”
“在想这条路走到现在，每一步都不是我自己选的。”
“但每一步你都选了。”
“是。”我把信封拿起来，没有拆，放进了抽屉最里层。抽屉合上的声音很轻，像棋子落在棋盘上。
九月七号，教师节前三天。学校没什么变化，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底下听。有人打瞌睡，有人偷看手机，有人在桌肚里翻小说。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笔在本子上划来划去，画的不是函数图像，是芯片的版图。苏念在意识里说：“你还是不放心？”
“不是不放心。是想自己先看清楚。”
“看清楚了？”
“条件可以接受。”
“那你犹豫什么？”
我没有回答。窗外的阳光很烈，梧桐叶被晒得耷拉着。苏念没再问。她在意识里的光晕微微闪了一下，像是叹了口气，又像是在等。
九月十号，教师节。班里给老师买了花，康乃馨，红的多，粉的少，插在矿泉水瓶里摆在讲台上。王老师进来的时候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继续上课。下课后班长喊“起立”，全班站起来，齐声喊“老师节日快乐”。王老师点点头，嘴角弯了一下，很快又抿住了。
我走出教室，在走廊上给郑国良发了一条消息：“我同意。”几秒后他回了一个字：“好。”
走廊里的穿堂风很大，吹得校服下摆哗哗响。我把手机揣回兜里，靠着栏杆往下看。操场上有个班在上体育课，跑圈，有人落在最后面，扶着腰喘气。远处那排梧桐树的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已经开始泛黄，像被火烧过的纸。
苏念说：“你决定了。”
“决定了。”
“不给自己留退路了。”
“退路不是留给我的。”我看着操场上那个扶腰喘气的学生，他正被同伴拽着往前走。“从陈家村出来那天，就没有退路了。”
苏念沉默了很久。她的光晕在意识里亮着，比平时更稳，更沉。
下午，小周来了。穿着便装，背着双肩包，像刚放学的学生。他在校门口等我，说“以后我每天来接你放学”。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问：“你是军人？”
“退役的。”
“退役了还来？”
“郑主任叫我来的。”他笑了笑，“放心，不耽误你学习。”
我没有拒绝。从那天起，小周每天放学在校门口等我，走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不远不近，像影子。有时候他会帮我挡开挤过来的人流，有时候只是安静地跟着。我们很少说话。但每次走到家门口，我回头的时候，他总会微微点一下头，然后转身消失在巷口。
九月下旬，莱茵微电子的第三招来了。
他们在欧洲撤诉了，不是投降，是换了打法。孙律师在电话里说“对方撤诉了，但国内一家跟他们有合作的律所，开始对我们发起专利无效宣告申请”。王副总在电话那头骂了一句脏话，问我有完没完。我说“没完。但他们出招，我们接。”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桌前，翻着那份国防大学的特招通知书。牛皮纸信封已经被拆开了，里面的文件只有薄薄几页，条款简洁，权利义务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处模棱两可。我把它重新装回信封，放进抽屉最里层。
苏念说：“你的心态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会生气。现在你不气了。”
“气有什么用。”
九月底，实验室出了第二代芯片的工程样片。周工打电话来的时候声音都在抖：“陈总，成了。功耗降了百分之三十，性能提了百分之四十，成本还降了百分之十。我们做到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教室里，窗外的天很蓝。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课桌上，斑斑驳驳。前排有人在传纸条，后排有人在打瞌睡。王老师在黑板上写着函数题，粉笔吱吱响。
苏念说：“你笑了。”
“有吗？”
“嘴角。”
风吹过梧桐叶，哗哗响。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窗外那片天很蓝，蓝得不像秋天，像还没开始的夏天。楼下有低年级的学生在走廊上追着跑，笑声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和粉笔吱吱的声响撞在一起，然后渐渐远了。
我低下头，翻开作业本，王老师还在黑板上列着题。笔重新握好，一画一画地写。教室里很静，只有风扇嗡嗡转着。窗外那片天还是蓝的。新的战场已经铺开，而我，已经站在了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