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思远，在这村子里住了二十三年，从没觉得哪里不对。
直到张富生他娘死的那天晚上。
张富生就是我们村杀猪的那个，三十好几了还没娶媳妇，整天念叨着王世才家那个王筱筱。村里人都说他脑子有病，我也这么觉得。王筱筱是我女朋友，我们从高中就好上了，他张富生算什么东西？
但那是之前的事了。
现在我坐在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面前的警察给我倒了杯水，说我脸色很差。我问他现在几号，他说三月十七。我又问我来这儿多久了，他说今天是第三天。
三天。我在这间屋子里待了三天，却觉得像过了三年。
“陈思远，你再把发现张富生尸体那天的经过说一遍。”警察打开录音笔。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但他们让我再说一遍。这是他们的套路。他们总以为，同一个故事讲多了，总会露出破绽。
那我就再说一遍。
三月十四号，傍晚。我在老糖梨树下发现了张富生的尸体。他吊在最低的那根横枝上，脚离地不到一尺。地上倒着八个空啤酒瓶，他手里还攥着一瓶没喝完的。王筱筱那天没跟我一起，我一个人去的。我喊他，他没应，我去推他，他的身体已经凉透了，像一块刚从冰柜里取出来的猪肉。
是我报的警。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他约的我。中午打电话说想跟我喝酒，说他明天就要走了，离开村子。”
“你们关系很好？”
“不好。他老缠着王筱筱，我很烦他。”
“那你为什么还去？”
我顿了顿。“因为他语气很奇怪。他在电话里说——‘思远，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关于王筱筱的，也关于你。你来，我只跟你说这一次。’”
警察在本子上记了什么。他姓赵，四十来岁，国字脸，眉毛很浓，看人的时候眼睛不眨，像要把你盯穿。
“继续说。”
我到的时候，张富生已经喝多了。八瓶啤酒全空了，他坐在梨树根上，背靠着树干，脸红得像关公。他看见我就笑了，那种笑让我很不舒服，像是笑给我看，又像是笑给自己看。
“你来啦。”他说，“我就知道你会来。王筱筱的事，你肯定想知道。”
我问他到底什么事。他没回答，反而跟我讲起了他娘。
“你知道我娘怎么死的吗？”他仰头看着天，那天的晚霞特别艳，血红血红的，“医院赶她回来，说她一身都是病。糖尿病，肺结核。可是我娘死了以后，富贵觉得不对，去查了病历。你猜怎么着？病历上根本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肺结核。病历上只写了——腰椎间盘突出。”
我没接话。
“腰椎间盘突出。”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觉得这个词很好笑，“做了个腰椎手术，人就没了。你说是不是很奇怪？”
“医疗事故吧。”我说，“你们可以告医院。”
“告？”他猛地转头看我，眼睛通红，“我告诉你思远，不是医疗事故。我娘是被害死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风突然停了。老梨树的叶子一动不动，像在屏息听着什么。我后背一阵发凉。
“谁害的？”
“你猜。”他歪着嘴笑，“给你三次机会。”
我说我不想猜。
“是你爹。”他说。
我站起来就想走。他在我身后咯咯地笑，笑得像个疯子。“开玩笑的，坐下，坐下。不是陈老师。陈老师是个好人，我们村唯一转正的民办教师，怎么可能是他。”
我又坐下来，但没坐实，随时准备走。
“是我。”他说，“是我害死的。”
啤酒瓶被他踢倒了一个，骨碌碌滚到我脚边。他接着说：“手术做完第三天，医生找我和富贵谈话。那个一脸赘肉的大肚子医生说，你娘这个情况，后续治疗费用很高，一天要一两千。你们农村人不容易，要不考虑保守治疗，回家慢慢养？我和富贵站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很久。后来富贵说，回吧。我说，好。”
“这不算害。”
“你听我说完。”他拧开手里那瓶酒，灌了一口，“回家以后，我娘让我去请刘八斤来给她喊魂。她给了我六十六块钱，五块的，十块的，一块的，皱巴巴的，攥在手里都不知道攥了多久。我拿着那钱去了刘八斤家。可是走到半路，我停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想——我娘要是好了，她又要催我娶媳妇。她又要骂我不争气，骂我没出息，骂我不该喜欢王筱筱。她要是好了，我这辈子都得活在她的念叨里。我三十四岁了，思远，我连女人的嘴都没亲过。我这辈子就只喜欢过一个王筱筱，可我连正眼看她的资格都没有。”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那六十六块钱，我攥在手心里，攥得全是汗。我在刘八斤家门口站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最后转身回去了。我跟我娘说，刘端公不在家，门锁着。”
“你娘那天晚上就死了？”
“对。第二天早上双双跑出来说，奶奶凉了，喊不醒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天黑透了，蛐蛐开始叫。我把地上的空酒瓶一个个扶起来，又数了一遍，确实是八个。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他。
“因为你也要死了。”他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异常清醒，那种醉酒的红像是退潮一样从脸上褪去，“我问你，思远，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村子不对劲？”
“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数过，我们村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太蠢了。我说大概两三百口吧。
“四百六十七。”他准确地报出一个数字，“户籍户籍数是四百六十七。可是你挨家挨户数过吗？你见过的人，真有两百个吗？”
我张了张嘴，突然发现自己回答不上来。我脑子里能想起来的，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张脸。村东头的李老头，村西头的王世才一家，隔壁的张富生兄弟，还有三五家走得近的亲戚。其他人呢？我好像模模糊糊知道他们存在，但你要我说出他们的脸，说出他们的名字——
“说不出来，对吧？”张富生笑了，“我也说不出来。”
他站起来，身子有点晃，但眼睛亮得吓人。
“我娘死了以后，我她的东西全烧了。”他说，“收那些东西的时候，翻到一本旧册子，塑料皮，里面夹着厚厚一沓手抄的表格。那是一九九七年村里户口清查时候留下的底册。上面登记的人口是——一千二百三十一人。我爹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后来村里户口清查，他帮着誊过底册。上面登记的人口是——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应该是准确的。”
“那又怎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人少了很正常。”
“少了一半？”他盯着我，“一个人出去打工，全村的人都不认识他们了？你再想想，思远，王世才家的砖厂，一年赚好几万，你见过那块砖卖出去吗？你见过拉砖的车进村吗？”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确实没有。我活了二十三年，从没见过一辆拉砖的货车进出村子。但砖厂就在那儿，烟囱冒着烟，王世才家的新式平顶楼房贴着亮闪闪的瓷砖。
“还有。”张富生压低声音，“我娘死的那天晚上，你记不记得，村里放了鞭炮？”
我点头。不止我，全村的人都听到了。
“谁放的？”
“你家放的啊。你娘出院，放鞭炮冲喜。”
“我娘下午才从医院回来，第二天早上就死了，没有放鞭炮，冲什么喜？”
我愣住了。
“我那天晚上不在家。”他说，“回来的时候，鞭炮已经放完了。我问富贵，富贵说不是他放的。我问了刘八斤，问他给哪家做法事，他说那天晚上没出门。我问了村里七户人家，没有一家人承认放过鞭炮。”
“可是全村人都听到了——”
“对。全村人都听到了鞭炮声，但没有一个人放的。就像全村人都知道王世才家开着砖厂，但没有人见过拉砖的车。”
我感觉到一阵眩晕。那种感觉像是你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镜子里自己的倒影慢了半拍。就那么一点点偏差，让你浑身汗毛都竖起来。
“你到底想说什么？”
张富生把手里那瓶啤酒喝干，瓶子摔在地上，碎成无数片绿色的玻璃碴。
“这个村子从来就没有。”他说，“思远，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过的村子里。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些我们没去过的地方，那些鞭炮声，那些砖厂的烟，那些谁家的红白喜事，都是没有的。”
“你疯了。”
“也许吧。”他扯了扯嘴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可是我问你，思远，你从小到大，离开过这个村子吗？”
我张着嘴，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我去县城读过高中。我记得我读过。但我想不起来县城长什么样。我想不起来学校的大门朝哪边开。我想不起来教室里有几个同学。我想不起来任何一堂课的内容。
我去过县城吗？
“你没有去过。”张富生替我说出了答案，“你爹也没转过正。他连代课教师都不是。你仔细想想，他每天都在家里坐着看电视，什么时候去上过班？”
“你胡说！”
“你去问王筱筱。她家砖厂的工人叫什么名字？她家砖厂一年出多少块砖？她在哪儿读的初中？初中有几个班？班主任姓什么？”
他每问一句，就像一把锤子砸在我脑袋上。我在记忆里疯狂地翻找，翻找任何一点细节，任何一点能证明这些东西真实存在的证据。
没有。
就像你做梦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当有人问你“你怎么从家里到了学校”的时候，你才突然意识到中间的过程是一片空白。
“明天我就要走了。”张富生说，“我买了去县城的班车票，然后再坐火车，去一个真正存在的地方。我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他的眼里有泪光，也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水面上看到了最后一根浮木。
“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是因为王筱筱。”他说，“我知道她不喜欢我。我也知道她喜欢的是你。但我想让你护着她，万一……万一我走不出这个村子的话。”
“你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转过身，朝村子的方向望了一眼。黑暗中，那些零星的灯火像是浮在半空的鬼火。
“好自为之，思远。”
这是张富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回到家里，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去张富生家找他，他哥富贵说他一早就走了，背着个蛇皮袋，坐班车去了镇上。
“他说他要去坐火车。”富贵蹲在门口抽烟，表情木木的，“这狗日的，也不知道发什么疯。娘刚过世，他就要跑。”
我想问他有没有觉得这个村子不对劲，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看着富贵那张脸，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张脸太熟悉了，熟悉到像是被人刻在我脑子里的。一米八的个头，浓眉大眼，方脸高鼻，皮肤黝黑。
不对。
我认识富贵这么多年，他的脸怎么会一直没变过？从我记事起，他就是这副模样。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和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会是同一张脸吗？
“你多大？”我问他。
富贵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迷惑。“二十六……不对，三十二？三十三？”他皱着眉想了半天，最后烦躁地摆摆手，“记球不清了。你问这干啥？”
我没有追问。我从他家出来，沿着村里唯一的主路走，想走到村口去看看。这条路我走了二十三年，每一户人家、每一棵树、每一堵墙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我一直朝前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眼前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些房子。我回头一看，张富生家就在我身后二十米的地方。
我走了二十分钟，走了二十米。
那一瞬间，我浑身冰凉。
我拔腿就跑，拼了命地朝前跑。路两边的房子像走马灯一样往后退，杨树、槐树、泥墙、瓷砖楼，一模一样的排列，一模一样的位置。我跑了不知道多久，停下来的时候，张富生家还在我身后二十米。
“你跑什么呢？”
王筱筱站在路边看着我，歪着头，扎着马尾辫，穿着那件淡红色衬衫。她笑起来的样子还是那么好看。
“筱筱，”我喘着粗气，“这个村子……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她眨了眨眼睛。“什么不对劲？”
“就是……比如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些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你在说什么呀？”她笑着伸手来拉我，“是不是张富生跟你说了什么？他那个人，嘴里没一句正经话。走吧，我娘做了豆花，去吃一碗。”
我看着她的笑脸，忽然想起张富生的话。
“筱筱，”我于是攥住她的手腕，“你初中的班主任姓什么？”
“啊？”
“你告诉我，你初中班主任姓什么？”
“姓王。”她说，“王老师。”
“全名呢？”
“王……”她卡了一下，说，“想不起来了。”
“男的女的？”
“男的……不，不对，女的，好像是女的。”
我松开她的手腕，后退了一步。她朝我走近一步，脸上依然带着那种甜美的笑。
“思远，你怎么了？”
我转身就跑。跑到梨树前的时候，我看到了张富生。
他的蛇皮袋放在树根旁，人坐在蛇皮袋上，靠着树干，像是跑累了在歇脚。夕阳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
“你没走？”我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没回答。
“张富生？”
我走近了一步，然后看到了他脖子上的勒痕。他坐在那里，睁着眼睛，瞳孔已经散了，一道深紫色的印子横在他的喉结下方，像一条盘踞的蜈蚣。
他是被勒死的。
但他明明是上吊的。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吊在树上。
“思远。”
我呆在那里。他用那双已经散了的瞳孔对着我，嘴唇一开一合，声音像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
“走不出去的。”
“什么？”
“这个村子，走不出去。”
他的头突然朝后仰，脖子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折过去，露出了喉结下面那道勒痕。那痕迹在迅速地扩大，扩大，直到整个脖子都变成了一圈深紫色。
“你是下一个。”
他的嘴还在动，但声音已经不是他的了。那声音从四面八方向我压过来，从梨树的叶子里，从泥土的缝隙里，从空气的每一粒分子里。
“你是下一个。你是下一个。你是下一个。”
我开始往后退。地面变得像沼泽一样软，我的脚陷进去，拔出来，每一步都费尽全身的力气。那棵三百年的老梨树在晚霞里缓慢地转过来，树皮上的纹路扭成一张巨大的脸，对我咧开了嘴。
然后我听到了鞭炮声。
噼噼啪啪，噼噼啪啪，从村子的方向传来，越来越密，越来越响，震得地面都在颤抖。那声音像是有形状的，像无数只看不见的手，从四面八方朝我伸过来。
我在倒下的那一刻，听到了王筱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轻得像一根羽毛。
“思远，你为什么要问呢？”
警察老赵关了录音笔。
“然后呢？”他问。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我说，“醒来的时候，我在自己家里。王筱筱坐在床边，端着一碗豆花。她说我发高烧，烧了两天，一直说胡话。她问我，做什么梦了？”
“你怎么说？”
“我什么都没说。那碗豆花我没吃。”
老赵往后靠在椅背上，打量着我的脸。审讯室的灯是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得人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张富生是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长时间。审讯室里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嗡嗡的，像一只苍蝇在我耳朵里转。老赵不催我，就那么等着，等我自己开口。
“我不知道。”我终于说。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不是亲眼看到的吗？”
“我看到了两个。”我说，“一个吊在树上，一个坐在树下。我记不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也可能两个同时都是真的。也可能两个都是。也可能——我根本就没有在那棵树下见过张富生。那八瓶啤酒，那个蛇皮袋，那些他说过的话，也许全是我编的。”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一句几乎是喊出来的。
老赵没有表情。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编了这些？”
“因为——”我张了张嘴，忽然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从我醒来之后，我一次也没有去确认过张富生是不是真的死了。我报了警，我被带到这里，我把整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看他的尸体。好像他的死亡本身只是一个情节，就像他的六十六块钱，就像王筱筱的班主任姓什么，就像砖厂有没有拉砖的车。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脸。”我说，“我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感觉就像第一次见到。可在我的记忆里，我认识他已经二十三年了。”
老赵看了我很长时间。
“我们查过张富生这个人。”他说，“你口供里提到的那个村子，我们也查过。和你描述的人口、地理、人物都对得上。但是我们查了张富生的户籍信息——”
他把一张打印的户籍信息表推到我面前。我低下头看，一行一行的黑体字跳进眼睛里。
张富贵，男，汉族。
张富生，男，汉族，生于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
注销原因：死亡。注销时间：一九九六年四月九日。
“张富生六岁就死了。”老赵的声音不急不缓，“死因是溺水。在你们村东口那条大破沟里。”
我盯着那行日期。
一九九六年。我还没出生。
“你认识的那个张富生，从来没有存在过。”老赵把户籍表收回去，“所以我想问你，陈思远，你这二十三年，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
我张了张嘴。可是张嘴之后要说什么呢？我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一个在地图上找得到、户籍资料对得上的村子里。可我认识的人里有一个六岁就死了的人在说话。我走了二十分钟没有走出去二十米。我女朋友分不清班主任是男是女。我记得发生过的事我都有不同的记忆，而我分不清哪一个是真的。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审讯室里，在一遍一遍的讲述中，第一次变成“确定发生过”的事。
“你也不知道，对吧？”老赵说。
他的语气突然变了。那不再是审问的语气，而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好像他一直都在等着我说不出话来的这一刻。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
头顶的日光灯闪了一下。闪得很快，快到我不确定是真的闪了，还是我脑子里的某个画面终于出现了残缺。
“我们按照你提供的地址查了你们村。”老赵说，“全国户籍系统里有这个村，有这些人口，有这些建筑登记。但我们派去的同事去了那里——”
他停了一下。
“什么都没有。”
审讯室里只剩下日光灯的嗡嗡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像是有成千上万只苍蝇趴在灯管上，一起扇着翅膀。老赵的嘴唇还在动，像是又说了什么，但我听不见。
然后整个审讯室黑了。
灯光依然亮着。是我的意识断了。
等恢复的时候，老赵还坐在那里。
审讯室外面响起了鞭炮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由远及近，越来越响。那声音和我在老梨树下听到的一样，是有形状的，像无数只看不见的手，从四面八方朝这间屋子伸过来。
“外面在放什么鞭炮？”我问他。
老赵站起来，绕过桌子，朝门口走去。
“别开门。”我说。
他没理我。手搭上了门把手。
门开了。
白色的光涌进来。不是日光灯那种惨白，也不是阳光那种金黄。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白，没有温度，没有方向，没有来源，像一张白纸铺满了整个视野。
我闭上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王筱筱坐在床边，端着一碗豆花，笑着看我。
“你醒啦？烧了两天了，一直在说胡话。梦到什么了？”
我看着她的脸。
“没什么。”我说。
我接过那碗豆花，低头吃了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