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叶黄透的时候,沈夜舟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正面是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满树金黄,叶子铺了一地。树下站着一个人,很小,看不清脸,穿着深色的衣服,站在那片金色的落叶中间,像一个被颜料点上去的墨点。沈夜舟把明信片翻过来,背面没有字,只有收件人的地址和一枚邮戳。邮戳上的地名他没见过,查了一下,在很北的北方,一个他从未去过、也许永远不会去的边境小城。
顾怀瑾在往北走,不知道要去哪里。也许是想去看更早的秋天,也许是想去看更早的雪,也许只是在用脚步丈量那些他妹妹没来得及走过的路。沈夜舟把明信片收进抽屉,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摞。雪地里的枫叶,水面上的枫叶,青石板路上的枫叶,银杏树下的背影——每一张都是一个地点,每一张都是一个季节。顾怀瑾用这些明信片在告诉他,他还在走,还活着,还在看这个世界。
方远偶尔会问,又寄来了?沈夜舟说嗯。方远不会问是谁寄的,他知道是谁。整个市局都知道沈夜舟在收一个人的明信片,没有人问那个人是谁。有些事不需要问,问了反而不好。
冬天又来了。江北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冷,雪一年比一年大。沈夜舟穿着张队留给他的那件深灰色夹克,夹克的领子磨得有些发白了,袖口也起了毛边,但还很暖和。方远说该换一件了,他说还能穿。张队穿着这件夹克过了好几个冬天,他也能。
陈建国在监狱里生了一场大病,住了半个月的院,又回来了。孙队长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可能撑不了十五年。沈夜舟说那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法律判了他十五年,他就要在监狱里待十五年,身体好坏是他自己的问题。
春天,张队从南方回来了。不是搬回来,是回来办事,顺便看看老同事。他请沈夜舟和方远在食堂吃了一顿饭。食堂换了新厨师,红烧肉做得确实不错。张队吃了好几块,说比他在南方吃的好。方远说你搬回来吧,江北又不是没房子。张队摇了摇头,说儿子在那边,他不能走。方远没有再劝。
吃完饭,张队和沈夜舟在院子里走了走。院子里的银杏树还没绿,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幅没有画完的素描。张队扶着银杏树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棵树又长高了”。沈夜舟也抬起头看了看那棵树,他每天从这棵树旁边经过,从没注意过它有没有长高。
“夜舟,顾怀瑾还在给你寄明信片吗?”
沈夜舟点了点头。
“他还在国内?”
“应该是。”
张队沉默了片刻。“他为什么不回来?案子已经结了,陈建国也判了,他妹妹的公道已经讨回来了。”
沈夜舟看着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枝干在微风中轻轻摇晃。“他回来的话,会想起太多事。”
张队没有再问。
夏天,沈夜舟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片海,海很蓝,天也很蓝,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白线。没有枫叶,没有银杏,没有人。只有海和天,以及那条若有若无的白线。
背面写了一行字——“沈警官,我到海边了。”
沈夜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顾怀瑾从北方的边境小城走到了南方的海边,从冬天走到了夏天,从雪地走到了沙滩。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看了很多很多风景,寄了很多很多明信片。他还在走,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许没有终点。
沈夜舟把明信片收进抽屉,抽屉快满了。他把那些明信片整理了一下,按时间顺序排好,用橡皮筋扎起来。从第一张到最新的一张,从雪地到海边,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如果把这些明信片摊开,就是顾怀瑾这两年的全部行程。一个人在没有地图的路上走了这么久,不回头,不停下,不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
方远说,他会不会一直寄下去?
沈夜舟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方远说,如果他有一天不寄了,你会去找他吗?
沈夜舟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又开始变黄了。又一年秋天,又一年银杏,又一年有人在路上走。他不知道顾怀瑾还会走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找他。但他知道,只要明信片还在寄,顾怀瑾就还活着。只要他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停下来。
银戒在指间转了一圈,停了下来。
窗外的银杏叶在秋风中纷纷飘落,一片接一片,无声无息,铺满了整条小径,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泽,像是谁把一整罐颜料都倒在了这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