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叶黄透的时候，沈夜舟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正面是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满树金黄，叶子铺了一地。树下站着一个人，很小，看不清脸，穿着深色的衣服，站在那片金色的落叶中间，像一个被颜料点上去的墨点。沈夜舟把明信片翻过来，背面没有字，只有收件人的地址和一枚邮戳。邮戳上的地名他没见过，查了一下，在很北的北方，一个他从未去过、也许永远不会去的边境小城。
顾怀瑾在往北走，不知道要去哪里。也许是想去看更早的秋天，也许是想去看更早的雪，也许只是在用脚步丈量那些他妹妹没来得及走过的路。沈夜舟把明信片收进抽屉，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摞。雪地里的枫叶，水面上的枫叶，青石板路上的枫叶，银杏树下的背影——每一张都是一个地点，每一张都是一个季节。顾怀瑾用这些明信片在告诉他，他还在走，还活着，还在看这个世界。
方远偶尔会问，又寄来了？沈夜舟说嗯。方远不会问是谁寄的，他知道是谁。整个市局都知道沈夜舟在收一个人的明信片，没有人问那个人是谁。有些事不需要问，问了反而不好。
冬天又来了。江北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冷，雪一年比一年大。沈夜舟穿着张队留给他的那件深灰色夹克，夹克的领子磨得有些发白了，袖口也起了毛边，但还很暖和。方远说该换一件了，他说还能穿。张队穿着这件夹克过了好几个冬天，他也能。
陈建国在监狱里生了一场大病，住了半个月的院，又回来了。孙队长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可能撑不了十五年。沈夜舟说那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法律判了他十五年，他就要在监狱里待十五年，身体好坏是他自己的问题。
春天，张队从南方回来了。不是搬回来，是回来办事，顺便看看老同事。他请沈夜舟和方远在食堂吃了一顿饭。食堂换了新厨师，红烧肉做得确实不错。张队吃了好几块，说比他在南方吃的好。方远说你搬回来吧，江北又不是没房子。张队摇了摇头，说儿子在那边，他不能走。方远没有再劝。
吃完饭，张队和沈夜舟在院子里走了走。院子里的银杏树还没绿，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幅没有画完的素描。张队扶着银杏树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棵树又长高了”。沈夜舟也抬起头看了看那棵树，他每天从这棵树旁边经过，从没注意过它有没有长高。
“夜舟，顾怀瑾还在给你寄明信片吗？”
沈夜舟点了点头。
“他还在国内？”
“应该是。”
张队沉默了片刻。“他为什么不回来？案子已经结了，陈建国也判了，他妹妹的公道已经讨回来了。”
沈夜舟看着那棵光秃秃的银杏树，枝干在微风中轻轻摇晃。“他回来的话，会想起太多事。”
张队没有再问。
夏天，沈夜舟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正面是一片海，海很蓝，天也很蓝，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白线。没有枫叶，没有银杏，没有人。只有海和天，以及那条若有若无的白线。
背面写了一行字——“沈警官，我到海边了。”
沈夜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顾怀瑾从北方的边境小城走到了南方的海边，从冬天走到了夏天，从雪地走到了沙滩。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看了很多很多风景，寄了很多很多明信片。他还在走，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也许没有终点。
沈夜舟把明信片收进抽屉，抽屉快满了。他把那些明信片整理了一下，按时间顺序排好，用橡皮筋扎起来。从第一张到最新的一张，从雪地到海边，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如果把这些明信片摊开，就是顾怀瑾这两年的全部行程。一个人在没有地图的路上走了这么久，不回头，不停下，不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
方远说，他会不会一直寄下去？
沈夜舟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方远说，如果他有一天不寄了，你会去找他吗？
沈夜舟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又开始变黄了。又一年秋天，又一年银杏，又一年有人在路上走。他不知道顾怀瑾还会走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找他。但他知道，只要明信片还在寄，顾怀瑾就还活着。只要他还活着，总有一天会停下来。
银戒在指间转了一圈，停了下来。
窗外的银杏叶在秋风中纷纷飘落，一片接一片，无声无息，铺满了整条小径，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泽，像是谁把一整罐颜料都倒在了这条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