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的时候，沈夜舟把那盆绿萝分了一株出来，栽在一个新花盆里，寄给了张队。张队收到后发来一张照片，花盆放在他南方的阳台上，背景是模糊的海面，阳光很好，绿萝的叶子绿得发亮。沈夜舟看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没有回复，他不需要回复——张队知道他已经看到了。
陈建国被判刑后没多久就转了监狱。孙队长说他在服刑期间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需要定期服药，好几次因为血糖太低被送到医院抢救。方远说他这是报应，沈夜舟没有说话。他想起陈建国在法庭上说的那句“我没有犯罪”，想起他说这句话时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一个人要修炼多久才能把谎言说得如此理直气壮？也许不需要修炼，也许只要重复足够多次，连自己都会相信。
看守所那边传来消息，孙晓芸留下的遗物一直没有人来领。她的家人没有来，赵敏君的家人更不可能来。那些东西还放在看守所的储物柜里，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件衣服、一本书、一支笔。沈夜舟没有去领，他觉得那些东西不属于他，也不属于任何还活着的人。它们应该和孙晓芸一起消失，一起被遗忘。
林远案的公诉已经结束了，于海被判了死缓，张建明被判了无期。他们都没有上诉。法院宣判的那天沈夜舟没有去旁听，方远去了，回来的时候说于海在法庭上哭得很厉害，哭得话都说不出来，连辩护律师都扶了他好几次。张建明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法官问他对判决有没有意见，他只是摇了摇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被掏空了内脏的蜡像。
春天来了，雪化了，柳树抽芽了，五角枫也绿了。一切都在按照季节的节奏该生生长该开花开花，没有什么因为几个人的离开就停下来。沈夜舟每天上班下班，查案开会，写报告归档，生活恢复了它原本的样子——平静、单调、日复一日。
那天下午沈夜舟正在办公室里看一份新的案卷，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涉案金额不大，证据链完整，没有什么难度。方远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给你的。”
沈夜舟接过信，信封上只有收件人的地址和名字，没有寄件人信息。字迹有些陌生，不是顾怀瑾的。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一片红色的枫叶，落在青石板路上，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枫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照片拍得很好，构图、光线、色彩都讲究，和之前那几张明信片一样。翻到背面，有一行字，不是顾怀瑾的笔迹——“他让我转告你，他很好。”
沈夜舟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片枫叶。青石板路，阳光，树影，陌生的城市，不知道名字的街道。顾怀瑾在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过着他还不知道的生活。有人替他寄来了照片，替他写下了那行字。他还是不想被找到，但他想让沈夜舟知道他活着，知道他很好。
方远凑过来看了一眼。“谁寄的？”
沈夜舟把照片放回信封。“一个朋友。”
方远没有追问。
沈夜舟把信封放进抽屉，和之前那些明信片放在一起。抽屉里已经攒了好几张了，从冬天到春天，从春天到秋天，记录着一个人在各地的行踪。雪地里的枫叶，水面上的枫叶，青石板路上的枫叶。每一张都没有写一个字，除了这次——“他让我转告你，他很好。”
窗外的天很蓝，阳光很好。绿萝在窗台上安静地绿着。沈夜舟转了转银戒，戒指在指间转了一圈，停了下来。他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已经开始变黄了，再过些日子就会落满一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秋天的风涌进来，带着桂花的香气。桂花的香气很浓，浓得有些发腻。
沈夜舟站在窗前，风吹着他的头发，把桌上的案卷吹得翻了好几页。他没有去按，就让风吹着。银戒在阳光下闪着微弱的光。他看着手指上那枚素圈银戒，想起父亲，想起张队，想起顾怀瑾。三枚戒指，三个人，三条不同的路。父亲的路走完了，张队的路走到了南方，顾怀瑾的路还在延伸——向着他不知道的方向。
他关上窗户，转身走回桌前，把被风吹乱的那几页案卷整理好，继续往下看。银戒在指间缓慢地转了一圈，不快不慢，不急不躁，像一个人的心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