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照片在林薇的书桌上放了好几天。她每次经过都会看一眼，那个站在仪器前的年轻背影，侧脸模糊，但她已经能想象出他转过来的样子——深黑的眼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拗。有一天，何敏来小楼送资料，看到桌上那张照片，拿起来端详了很久。“这个人，我见过。”林薇愣住了。“什么时候？”“九十年代初，他来晋江大学找过你外公。我在系办公室当助教，他来问路，我指给他。”何敏放下照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穿着深色西装，提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做正经生意的。”
林薇沉默了一会儿。“何老师，你那时候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只觉得这个人眼神不太对，说不上来，就是不舒服。”她顿了顿，“你外公后来跟我说，那个人不是好人，让我离他远点。我没问为什么，你外公从来不说人坏话。”
林薇看着何敏，想起她这几十年来为外公的研究做的那些事——整理特藏室、推动学术研讨会、接待外地学者。她不只是在完成工作，她是在替外公守住那些他没能守住的东西。
“何老师，谢谢你。”
何敏摇了摇头。“不用谢。你外公教会我的，比我能回报的多得多。”
一月中旬，陈岚带来一个消息。瑞士方面找到了当年在傅其华实验室工作过的一位同事，他现在已经退休，住在日内瓦湖畔一个小镇。他看到郑维国的照片后确认，这个人确实在1987年春夏在实验室待过半年，名义上是访问学者，实际做什么不太清楚。他还说，傅其华对这个年轻人很器重，经常带他参加学术会议，引荐给其他教授。
林薇听完，问了一句：“他后来和傅其华还有联系吗？”陈岚说：“没有了。傅其华去世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林薇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
腊月二十三，小年。苏清婉一大早就起来忙活，扫尘、祭灶、准备年货。父亲也帮着擦桌子、贴窗花，动作很慢，但很认真。林薇从特藏室回来，看到父亲站在凳子上贴窗花，苏清婉在下面扶着凳子，嘴里念叨着“歪了歪了往左一点”。父亲往左挪了挪，问“好了吗”，苏清婉说“过了再往右一点”。父亲又往右挪了挪，问“好了吗”，苏清婉说“行了”。父亲从凳子上下来，退后两步看着那窗花，窗花是一对红色的鲤鱼，寓意年年有余。他点了点头，说“不错”。苏清婉说“我挑的”。
林薇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想起小时候过年，父亲也是这样贴窗花，母亲在下面指挥。那时候她还小，够不着窗户，只能站在旁边看着。现在她长大了，父亲老了，母亲不在了。但窗花还在，年年贴，年年换，红色的，喜庆的，贴在玻璃上，透着外面的光。
小年夜的饭没有冬至人多，只有父亲、苏清婉、林薇和周慕白。四个人，六个菜，一个汤。苏清婉做了一桌子，父亲说太多了吃不完，苏清婉说吃不完明天接着吃。周慕白带了一瓶酒，和父亲一人一杯，慢慢地喝。林薇不喝酒，端着茶杯陪他们。窗外的天早就黑了，远处偶尔传来鞭炮声，零星的，有一声没一声的。
“林薇，明年有什么打算？”苏清婉问。
林薇想了想。“把《跨洋书简》整理完，出版。茶会继续办。特藏室那边，帮着何老师做些事。”
“就这些？”
林薇看了一眼周慕白。“就这些。”
苏清婉笑了笑，没有再问。她大概想问的不只是这些，但她没有问。林薇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不是不想说，是很多事情还在路上，还没有到可以说的那一步。
年后，《跨洋书简》的初稿完成了。林薇打印出来，厚厚一沓，放在桌上。她没有马上看，而是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雪化了，屋顶上露出青灰色的瓦，几只麻雀在电线上一动不动。
她拿起手机，给周慕白发了一条消息：“书稿写完了。”他回复：“我看看。”过了半小时，他的消息又来：“看到第三部分了。你外公的字，很好看。”林薇看着那行字，嘴角弯了一下。她翻到书稿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段她写的后记。“这些信，写于1985年至1998年。写信的人，一个已经不在了，一个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但他们说的话，做的事，留下的痕迹，还在。这本书，是给他们，也是给你们。给所有在夜里醒着的人。”
林薇反复看了几遍，没有修改，保存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小楼花园里的桂花树开始抽新芽，嫩绿的，毛茸茸的，在枝头一点一点地冒出来。父亲每天都要去看，说今年应该会比去年开得多。苏清婉说，树也需要养精蓄锐，去年开了，今年也许就歇一年。父亲说不一定，树也看心情。苏清婉笑他，你又不是树，你怎么知道。父亲笑了笑，没接话。
林薇站在他们身后，看着那棵桂花树。树干上那行“薇薇”的字迹在阳光下很清晰，笔画有些歪，但每一个字都很有力。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些字，凹进去的，能感觉到笔画的走向。她不知道父亲刻这些字的时候在想什么，也许在想还能不能见到她，也许在想她会不会看到这行字，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刻着。
现在，她看到了。树活了，花开了，她也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