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秀英的事儿后来有了个转机。
过了一个冬天，开春的时候，农场里来了个女干部，是县妇联的，姓陈，三十出头，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一看就是个能人儿。
她是下来调查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情况的，听说了马秀英的事儿，专门去了马金贵家。
陈干部在马家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跟马秀英谈了三个多小时。她走的时候，马秀英把她送到门口，虽然还是瘦，可眼睛里有了一点光亮。
后来陈干部又来了好几次，还带了个县医院的女医生，给马秀英做了检查、开了药。
她跟马金贵两口子说：“孩子出了这种事，不是她的错，是犯罪分子的错。你们当父母的要支持她、保护她，不能把她关在屋里。越关她越觉得自己见不得人，可真正见不得人的是那个混蛋，不是她。”
马金贵那会儿倒是不横了，蹲在门槛上抽烟，一句话都不说。他老婆在旁边抹眼泪，说：“我们知道不是她的错，可这世上的人不这么看啊。她出去了，人家指指点点的，她受不了啊。”
陈干部说：“受不了也得受。难不成躲在家里一辈子？她今年才十四，一辈子长着呢。她要学会面对，你们当爹妈的得帮她。”
后来在陈干部的帮助下，马秀英去了县里的一所技校学裁缝。走的那天我正好在家，站在路口看着她背着包袱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农场，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了我，冲这边挥了挥手。我也冲她挥了挥手。
车开走了，扬起一路黄尘。我站在那儿，看着车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大路的尽头。
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说：“走了也好，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我说：“娘，她会好起来吗？”
我娘说：“会的。她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呢。”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马秀英。
听说她在县城学了裁缝，在街上开了个店，生意还不错。又过了几年，听说她嫁人了，嫁了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对她挺好。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每次想起她，我脑子里都是她白白净净、见人就笑的样子。那才是她该有的样子，不是后来那个蜡黄着脸、低着头走路的影子。
五年级下学期，我考了全班第一名。
成绩出来那天，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恨不得长翅膀飞回家。
周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李春燕同学进步很大，从转学来的二十几名到现在的第一名，这说明啥？说明只要肯努力，没有做不到的事”。
张小燕使劲给我鼓掌，手都拍红了。赵红梅也冲我竖大拇指，说：“春燕，你真厉害。”连孙大伟都不吭声了，低着头翻白眼，可翻归翻，他不敢说啥了。都全班第一了，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是土包子？
星期五我爸来接我的时候，我把成绩单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半天。他识字，可看东西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之后，他没说话，把成绩单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爸，你咋不说话？不高兴吗？”我问。
“高兴啊。”他说，声音有点哑，“高兴得不知道说啥。”
他骑上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骑了一会儿，他说：“闺女，你想要啥？爸给你买。”
我想了想，说：“我想要一本新华字典。我的那本翻烂了，好几页都掉了。”
“行，买。还要啥？”
“不要了。”
“真不要了？”
“真不要了。”
他没说话，可第二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回来的时候不光带了一本新华字典，还带了一支钢笔。英雄牌的，黑色的笔杆，银色的笔帽，好看得很。
他把钢笔递给我的时候说：“字典是学习用的，钢笔是奖励你的。全班第一，该奖励。”
我拿着那支钢笔，翻来覆去地看，舍不得放下。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自己的钢笔，以前都是用铅笔，用得短了握不住了，我娘拿洋芋皮给我包一截接着用。现在我有钢笔了，英雄牌的，比我们班好多同学的都好看。
我说：“爸，这钢笔不便宜吧？”
他说：“不贵，拿着用。墨水用完了爸再给你买新的。”
我娘在旁边说：“你就惯她吧。”
我爸嘿嘿笑：“我闺女争气，我不惯她惯谁？”
那天晚上，我用新钢笔给我娘写了一封信——其实也没啥好写的，就是写写我在学校的情况、谢谢她和爸。写完念给他们听，我娘听着听着又哭了，我爸说“你看看你，闺女给你写信你还哭”，我娘说“我高兴，你管得着吗”。
那封信我娘压在枕头底下，压了好久好久，直到纸都发黄了还在。我后来翻出来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错别字一大堆，可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东西。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紧不慢的，像青海湖边的风，吹过来吹过去，不知不觉就把人吹大了。
我上六年级那年，我爸跟我娘商量了一件事。
“让丫头考县里的中学。”我爸说，“农场这边的教学质量不行，上了中学也考不出好成绩。县一中好，我打听过了，每年都有人考上中专、师范，出来就有工作。”
我娘犹豫了：“县里？那得住校，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她才多大？才十一。”
“十一也不小了。”我爸说，“你看看人家马秀英，十四就去县城学裁缝了。丫头念书是那块料，咱不能耽误她。”
我娘还是舍不得，可她心里也明白，我爸说得对。镇里的的小学还行，可初中就差远了，好多学生上了初中就回家种地了，能考上高中的一年也出不了一两个。
“可县里的学校，咱能进去吗？”我娘问，“咱又不是城里的户口。”
“我去跑，”我爸说，“找场长开个证明，再去县教育局问问。这事儿我去办，你不用操心。”
他果然去跑了。先是找场长开了个“农场职工子女”的证明，又骑着自行车去了两趟县教育局，问清楚了政策。县一中每年招收一部分农村和农场的学生，只要成绩够，户口不是问题。关键是要考试，全县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按分数录取。
“那就让丫头考。”我爸说，“她成绩好，肯定能考上。”
“那万一考不上呢？”我娘问。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在镇上念初中也一样。”我爸说，“可咱得让她试试，不能连试都不试就放弃了。”
我娘点了点头，说：“行，那就考，试试。”
从那天起，我学习更用功了。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看到很晚，我娘催了好几遍才睡。
我爸给我做了一张小桌子，矮矮的，刚好放在炕上，写字的时候不用趴在被子上了。他还给我找了几本旧课本，说是从农场里的知青那儿要来的，让我多看看。
六年级那年，我瘦了不少，眼睛也近视了，看黑板有点模糊。我没跟我娘说，怕她花钱给我配眼镜。
可我爸不知道咋看出来了，问我：“闺女，你是不是看不清黑板？”
我说：“没有，看得清。”
他说：“你别骗我。你上次看远处的东西，眯着眼看，那就是看不清。”
我低着头不说话了。
他第二天就带我去了镇上的卫生院，查了视力，配了一副眼镜。眼镜框是最便宜的那种，黑黑的、重重的，压得鼻梁疼。可戴上之后，世界一下子清楚了——远处的山、树上的鸟、黑板上的粉笔字，全都清清楚楚的。
我戴着眼镜回家，我娘看了半天，说：“戴上眼镜还挺好看的，像个知识分子。”
我爸说：“啥叫像？本来就是。”
我娘白了他一眼：“你就知道吹。”
“嗯，我闺女，我不吹谁吹？”
两个人又斗上嘴了，我在边上笑得合不拢嘴。
小学毕业考试那天，我爸专门请了假，骑着自行车送我去镇上。一路上他跟我说：“闺女，别紧张，就跟平时考试一样。考得好考不好都没关系，爸都高兴。”
我说：“爸，我不紧张。”
他说：“那就好。”
到了考场门口，他停下来，从兜里掏出两个煮鸡蛋塞给我，还热乎着。
“一会儿吃了啊，好补充补充体力。”
“爸，我吃过早饭了。”
“再吃点，考试费脑子。”
我把鸡蛋接过来，揣进口袋里。走进考场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推着自行车，冲我挥挥手。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了考场。
考试考了两天，语文、算术、常识，一门一门地考。我每一门都答得认真，写完了检查一遍又一遍，生怕粗心丢分。
考完最后一门出来，我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看见我，问：“咋样？”
我说：“还行吧。”
他说：“行，回家，你娘做了好吃的等你呢。”
我坐上自行车后座，靠着他的后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管考得好不好，总算是考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