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在窗台上那枚硬币的阴影偏移了两格之后，终于伸手拿起了那封被硬币压住的信。他没有立刻拆开，握着信封的边缘走到房间中央，在晨光中站了片刻，然后用指甲挑开封口。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不是他的照片，不是他母亲的照片，是一张他从未见过的老照片——照片里是一辆货车，停在一棵榕树下。车门开着，一个年轻男人坐在驾驶座上，一条腿搭在车门外，手里端着一只粗陶碗，正在喝一碗芝麻糊。他的脸被碗沿挡住了大半，看不清五官，但他握碗的姿势——虎口卡住碗沿的位置，拇指扣在碗沿内侧的固定角度，和今天清晨在这间空房间里端起那只仍搁在灶台上的芝麻糊碗的人相似。树荫落在他身上，叶片缝隙间透下的光斑在他工装衬衫的肩部和手臂上投下不规则的图案。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和铁皮屋里那堆信封面上的字迹相同，但更早，笔画还没有后来那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圆润：“新界，1990年秋。收工后。等一个人。”
林浩握着那张照片，在晨光中看完了那行字。然后他把照片翻回正面，看着那个被碗沿挡住脸的男人，看了很久，久到窗台上那枚硬币在阳光下反射出的光斑从墙面移到墙角。
他把照片放回信封里，握着它，没有把它收进口袋，也没有放回窗台上，就那样握着，走到墙角那堆纸箱前，蹲下来——不是去翻找其他物品，是蹲在纸箱旁边那个位置，背靠着墙壁，握着那封信，坐在晨光刚好能照到他膝盖的位置。
他坐了很久。久到窗台上那枚硬币在完全竖直的状态下，因换气扇启动时通过墙面传导至窗台的微弱振动而自然倒向一侧，轻轻倒在窗台上，沿着台面滚动了一段距离，停在那扇纱窗的窗轨凹槽前，靠在了凹槽的边缘。
林浩没有去看那枚倒下的硬币。他站起来，把信封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走到墙角那堆纸箱前，蹲下来，开始拆箱。动作不快，但节奏均匀，像在做一件他已经决定要做完的事。
第一个纸箱里装着一台老式磁带机。指示灯完好，转轴完整，插头被重新包扎过，保养得很好。他把磁带机取出来，放在窗台上，用硬币旁边那块空位，插上电源，按了一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了。磁带机运转正常。他没有放入任何磁带，让它空转了片刻，然后关掉电源。
第二个纸箱里装着一套工具——锤子、螺丝刀、扳手、卷尺，摆放整齐，是新的，没有使用痕迹。他把工具箱盖好，放到墙角，没有打开。
第三个纸箱很大，里面用旧报纸裹着一件东西，包裹得很仔细，里里外外包了好几层。他拆开报纸，里面是一张婴儿床——木质的，打着榫卯结构，没有使用任何钉子，木材表面打磨得很光滑，涂了一层清漆，木纹清晰可见。
床头左侧果然有一个暗格，尺寸和图纸上标注的完全一致。暗格没有上锁，只用一枚小木栓卡住。他拉开木栓，伸手探入暗格内部——指腹触到了一件东西。不是硬的，是软的，布料。他把它取出来。
是一双婴儿袜。白色的，袜口织着一条蓝色的边，手工编织的，针脚细密均匀，没有线头外露，很新，但很旧——新的是从没有被穿过，旧的是它被织好已经很多年了，布料已经洗过很多次，被洗得很软，边缘微微起毛。
袜子里塞着一张纸条，叠得很小，被塞在袜筒深处。他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和他父亲工具箱里那张送货单上的字迹完全一致，但更轻，像在写这行字的时候握笔的人已经很疲倦了，或者情绪波动较大用力不均：“我织不来毛线。这是托隔壁巷阿婆帮忙织的。我跟她说，我儿子可能会在冬天出生。她说那得用厚一点的线，蓝色耐脏。”
林浩握着那张纸条，指腹沿着那行字的笔画轻轻移动了一遍，然后把纸条按原来的折痕叠好，放回袜筒里，把袜子放回暗格，推上木栓。
他没有关上暗格，在暗格推回原位的空隙中停了一会儿，轻轻推上了暗格与床架之间的卡位。然后他站起来，检查婴儿床的木料：所有榫头都咬合紧密，没有松动；床板的高度预留了三个调节档位，最下一档的位置明显比前两档更靠下；床板底面用铅笔写着四个字，字体端正，笔画有力，和图纸上那行标注出自同一只手：“给林浩。”
他看完那四个字，站起来，走到墙角那卷电线和那盏煤油灯旁边，拿起螺丝刀，开始安装那盏他从工具箱里取出的灯盏。
新租的那栋楼在福隆新街的偏巷里，走出巷口就能看到凉茶铺的屋顶。房间不大，窗户朝东，开在巷道上，但入夜前光线充足。他用一下午的时间把纸箱里的东西整理好了——磁带机放在窗台上，工具摆进墙角新买的架子里，工具箱放在床头。
婴儿床没有组装好。他把它靠墙立着，等想好要放在哪个位置，再决定是否从立放状态转为组装状态。他做完这些事，天色已经暗了。
他没有开灯，坐在窗边的椅子上，透过玻璃窗看着福隆新街方向那间凉茶铺的屋顶——屋顶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和周围的建筑融为一体。
口袋里那枚从窗台上捡起的硬币，边缘重新贴合的轮廓贴着内袋布料，被他伸手进去轻轻按住了它，像按住一枚尚未确定投掷方向的筹码。一天之内，窗台上的光线已经完成了从东到西的完整覆盖，而他口袋里的那枚硬币，已经从竖立到倒下，被他捡起放入了内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