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二十五分，张念刚在工位上坐下，手机就震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林骁”。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两秒，接起来。
“张念，我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林骁。”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语速不快，咬字清楚，“老魏给了我你的号码。你寄给报社的那份契约复印件，被景宏的法务截获了。他们告报社诽谤，报社压力很大。老魏找了我。”
张念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打开了电脑。屏幕亮起来，跳出单位的登录界面。她说：“我没寄过任何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林骁说：“张念，你上次破案用的‘直觉’，这次还能用吗？”
张念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她知道他说的是95失踪案。那案子搁置了二十多年，她通过一份旧卷宗“看到”了关键画面，顺藤摸瓜找到了线索。她当时用的是“匿名提供”，省厅只知道线索来自档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但不知道是谁。林骁既然能找到她的号码，说明他至少已经确认了她的身份。
“我会给你调一份档案，”张念说，“但你得亲自来取。”
她挂了电话。
对面的小陈正往嘴里塞包子，含混不清地说：“谁啊？”
“打错了。”张念说。
上午十点，档案馆门口。张念走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男人站在台阶下面的银杏树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牛仔裤，运动鞋，不像警察，像个来办事的普通市民。但他站着的姿势不对——脊背挺直，双手自然垂在两侧，目光不四处乱瞟，而是安静地落在门口的方向。
他在等一个人出来，而且他知道那个人会从哪个门出来。
张念走过去，没说话，从手里拿着的一摞档案中抽出一页折好的纸，递给他。
林骁接过去，展开。
那是一页1978年土地普查档案的手写备注页，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字：“柳河村补登，面积三百二十亩。”字迹潦草，但数字清楚。
张念指着那一行字，说：“这是当年红星公司买地的真实面积。1956年的补偿款是按虚假面积算的，差额就是景宏的第一桶金。”
林骁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抬起头：“这能当证据？”
“不能。”张念说，“但你知道该查谁——当年签字核准虚假面积的人，叫孙德茂，现在还活着。”
林骁把那张纸折好，收进口袋。他看着张念，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但不让人不舒服。他说：“你到底是谁？”
张念转身往档案馆里走，头也没回，声音飘过来：“给你提供线索的人。”
林骁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后面。银杏树有一片叶子落下来，正好落在他肩膀上。他伸手弹掉，拿出手机，边往停车的地方走边拨了一个号码。
“老王，帮我查一个人，孙德茂，年纪应该在七十岁以上，柳河村的。”
景宏地产总部，三十八楼。
宋主任站在王建国的办公桌前，手里又拿着那个文件夹。王建国今天没看平板，他正站在落地窗前，拄着拐杖，看着窗外的城市。他的腿不好，不能久站，但他每天上午都要站十分钟，这是他几十年的习惯。
“董事长，”宋主任开口了，“张念今天又见了省厅一个叫林骁的人。”
王建国没转身：“林骁？”
“省厅刑侦总队的。老魏介绍认识的。”
王建国的手指在拐杖头上敲了两下。“还有呢？”
“我查了她的背景。”宋主任翻开文件夹，取出一张纸，递过去。王建国没接，宋主任就举着，等着。
“说。”
“张念，二十六岁，档案学专业，三本毕业，二零一九年入职。审批人签字是我——这是正常的流程，我们中心招合同工都是我来批。但是您看这里——”宋主任把纸翻过来，指着底部一行小字，“底下有一行备注：‘推荐人：张德茂’。”
王建国转过身，接过了那张纸。他的眼睛扫过那行字，停了两秒。
“张德茂，”他说，“当年的档案员？”
“是。柳河村那批档案，就是他经手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八年，他一直在柳河村公社的档案室工作。后来调到市档案馆，再后来到我们中心，退休了。”
王建国把纸还给他，走回轮椅旁坐下。“她妈呢？”
宋主任翻到下一页：“她母亲叫周敏，也是档案馆的。一九九九年失踪，至今未找到。失踪前她曾经——”
“曾经什么？”
“曾经向省厅提供过一些线索。具体内容查不到，档案被封了。但是经办人——”宋主任停了一下，“是林国栋。林骁的父亲。”
办公室里安静了三秒。
王建国说：“盯紧她。”
“是。”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办公室。
林骁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显示着孙德茂的户籍信息：孙德茂，男，一九七八年时四十一岁，现年七十八岁，原柳河村红星公司经理，现住柳河村敬老院。健康状况栏写着“多种慢性病，生活不能自理”。
林骁盯着“生活不能自理”四个字看了两秒，抓起桌上的车钥匙，起身往外走。走廊里碰到同事老王，老王问去哪，他说“柳河村敬老院”，人已经拐进了楼梯间。
柳河村敬老院在村子最南边，一排平房，院子里种着两棵槐树，叶子落了一半。林骁把车停在院门口，推门进去。值班室的大姐正在看手机，头也不抬地问找谁，他说“孙德茂”。大姐指了指最里面那间。
走廊很长，水泥地面，日光灯管有一根不亮，一闪一闪的。林骁走到最里面，门半掩着，他推门进去。
屋子里有一股药味和消毒水混在一起的气味，不刺鼻，但让人觉得闷。孙德茂躺在一张铁架床上，床单是白色的，有点皱。他身上盖着一条薄被子，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嘴唇发紫，眼睛半睁半闭。
林骁拉了把椅子坐下，亮出证件，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孙德茂，一九七八年你是不是在红星公司当经理？”
孙德茂的眼睛动了一下。只是动了一下，没有睁开。
林骁等了三秒，又问：“一九五六年柳河村补偿款的事，你知道多少？”
孙德茂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他的眼神浑浊，像是蒙了一层雾，但他看向林骁的方向，嘴唇翕动了两下。林骁凑过去，没听清他说什么。然后孙德茂开始咳嗽——不是普通的咳嗽，是从胸腔里往外顶的那种，每一声都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他的脸从紫色变成了红色，氧气面罩里全是雾气。
门被推开，护士冲进来，一把推开林骁，动作熟练地调整氧气流量，拍着孙德茂的背。“出去出去出去，病人不能受刺激！”
林骁被推到了走廊里。他站在门口，听见里面护士的训斥声和孙德茂的咳嗽声混在一起，慢慢平息了。
他掏出手机，给张念发了一条短信：“孙德茂找到了，但状态很差，可能快不行了。”
发完他把手机揣回口袋，站在走廊里，看着院子里那两棵槐树发呆。过了几分钟，他转身走了，没再进那个房间。
晚上十点，张念开门进了父母家的门。
屋里没开灯。客厅的窗帘拉着，只有对面楼的灯光从缝隙里漏进来一点，在地上拉出一道细细的白线。父亲坐在沙发上，没有看电视，没有听收音机，就那么坐着。黑暗中他的轮廓像一尊雕塑。
茶几上放着一张照片——母亲的照片。是那张全家福裁出来的，只留了母亲一个人的部分，镶在一个旧相框里。张念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被裁出来的，她小时候看全家福的时候，父亲从来不让碰。
“你今天见警察了？”父亲的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张念站在玄关，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她没开灯。
“你跟踪我？”她说。
“我没跟踪你。是宋主任打电话告诉我了。”
张念松开门把手，往前走了一步。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能看见父亲的侧脸了。他坐在沙发的左半边，右手搭在膝盖上，左手放在那张照片旁边。
“你跟宋主任什么关系？”张念问。
父亲没回答。
张念又往前走了一步，站在茶几对面。“我的入职推荐人是你。”
父亲还是不说话。
张念走到他面前，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和他的视线平齐。黑暗里她看不见父亲的眼睛，但她知道他在看她。
“爸，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父亲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他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有些哑：“有些事，你不知道，是为你好。”
张念蹲在那里，膝盖磕在冰冷的地板上。她说：“为我好？我妈呢？她去哪了？”
父亲猛地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太快，茶几被膝盖顶了一下，发出一声巨响，相框倒了，扣在桌面上。他转身走进卧室，摔上了门。那声关门声很大，整栋楼可能都听见了。
张念没有追过去。
她慢慢站起来，膝盖有点疼。她低头看着那个扣在茶几上的相框，伸出手，把它翻了过来。
玻璃下面，母亲的脸在黑暗中看着她。母亲那时候还年轻，三十出头，短发，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笑得眼睛弯弯的。张念看着那张脸，想起了一件事——她已经不记得母亲的声音了。不是记不清，是完全不记得了。母亲失踪的时候她六岁，六岁的孩子能记住母亲的声音吗？她不知道。她只记得一些画面，母亲在厨房炒菜，母亲在阳台上晾衣服，母亲蹲下来帮她系鞋带。但没有声音。
她把相框放回茶几上，没有放倒，就让它立着。
然后她走了。门在身后关上，走廊里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张念没有洗澡，没有开灯，直接坐在了床边。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到林骁发来的那条短信：“孙德茂找到了，但状态很差，可能快不行了。”
她打了三个字回过去：“知道了。”
然后她把手机扔在枕头旁边，躺了下去。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那只鸟还张着翅膀。她盯着那只鸟，脑子里反复转着父亲的那句话——“有些事，你不知道，是为你好。”
为谁好？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手机又震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林骁发来的：“孙德茂今晚转院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明天我去看他。”
张念没有回。她把手机扣在胸口上，感受着手机震动的余温慢慢散去。
她想起了母亲的那封信。信里写：“你的能力不是天生的，是被人种下的。”谁种下的？为什么？母亲去找答案，然后就失踪了。父亲知道答案，但他说“为你好”。
黑暗里，张念睁着眼睛，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汽车声和远处某栋楼里传来的狗叫声。她想，她不需要父亲告诉她。她会自己找到答案。
就像她会找到母亲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