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时间，扫描室空了。小陈去食堂吃饭，其他工位的人也都走了，只剩张念一个人坐在那摞1956年的矿区档案前面。
她没去吃饭。早上出门前她从冰箱里拿了一个馒头，这会儿就着保温杯里的热水掰着吃了一口，咽下去，又掰了一口。馒头是凉的，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但她不在意。她的注意力全在那摞发黄的纸上。
这批档案一共有七盒，每盒大概六七十页。她昨天扫了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今天上午又扫了一部分，但她真正想看的不是扫描件，是原件。
张念把第二盒档案抽出来，翻到昨天看到的那页批注之后的内容。她深吸一口气，伸出手指。
触碰。
煤油灯又亮了。
这一次她看到的画面比昨天更完整。土坯房里那五个男人的位置她已经能认出来了——中间主持分钱的那个，她在昨晚查资料时确认过，是当时的柳河村公社主任，姓周，八十年代就死了。左边那个穿灰蓝色中山装的，是公社会计。账本在他手里，他正在一笔一笔地改数字。
张念闭着眼，手指按在纸面上，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她脑子里播放。她不敢松手，怕一松就断了。另一只手摸到桌上的圆珠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写下几个关键词：“周主任”“会计改账”“分钱比例”。
然后她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是一份转账凭证，盖着红星转包公司的公章。她触碰上去，看到的不只是这张纸上的内容，而是一个她不该看到的场景——一间办公室，桌上摆着“柳河村公社”的牌子，那个会计正在一张转账凭证上盖章。旁边站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会计盖完章，把凭证递给那人，那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两沓钞票放在桌上，推过去。会计没接，那人又加了一沓。
三沓。
张念睁开眼，在笔记本上写：“红星转包公司。章是会计盖的，钱是两方分的。”
她又翻了一页。
这一页是1962年的文件，上面写着红星转包公司更名为华茂商贸有限公司。她触碰上去，画面切换到一间写字楼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签合同。其中一个她见过，就是刚才提公文包的那个中年男人。另一个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在合同上签字。桌上放着一份报纸，报纸上的日期是1962年3月。
张念记下日期，又翻。
1978年。华茂商贸变更为利达实业。公章变了，法人变了，但资金流向没有变。她从档案里“读”到一张手写的备忘录，上面列着四家公司的名字和对应的银行账号。字迹潦草，但数字清楚——每一笔转账都精确到分。
最后一份文件是1985年的。
这是一份企业改制申请书，上面写着利达实业更名为景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书上附着一份资产清单，资产总额那一栏写着一长串数字。张念看着那个数字，心跳漏了一拍——那笔钱，恰好等于1956年柳河村占地补偿款经过四次流转、三次更名、两次改制后的总额。
她往后翻，发现这摞档案的最后几页被人撕掉了。断口齐整，是用刀裁的。
张念把七盒档案全部翻完，用了整整一个中午。每碰一页，她就在笔记本上记一笔。到后来笔记本上画满了箭头和圈圈，她画出一条链条：
柳河村补偿款——四万八千元
↓
乡会计王建国（经手人）
↓
红星转包公司（1962年更名）
↓
华茂商贸（1978年更名）
↓
利达实业（1985年更名）
↓
景宏地产前身
她在“王建国”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问号。王建国是谁？1962年之前他是乡会计，之后呢？
张念合上笔记本，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兴奋。那种兴奋很冷，像冬天喝了一口冰水，从喉咙凉到胃里，但又烧得慌。
她站起来，拿着保温杯去茶水间接水。茶水间没有窗户，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响声。她拧开杯盖，热水冒出的蒸汽模糊了她的脸。
“中午没吃饭？”小陈端着饭盒走进来，看见她在接水。
“吃了。”张念说。
“吃啥了？”
“馒头。”
小陈叹了口气，从自己饭盒里夹出一个鸡腿放到张念的杯盖上，“你这个人，真是。吃吧，我不喜欢吃鸡腿，太油了。”
张念看着那个鸡腿，说谢谢。
小陈嚼着饭含混不清地说：“你查什么呢？中午看你一个人在那边翻来翻去的。”
“1956年的矿区档案，扫完了要归类。”张念说得自然，“有些页码乱了，要重新排。”
小陈点点头，没再问。
张念回到工位，把笔记本收进抽屉，重新坐到扫描仪前。她需要确认一件事——景宏地产现在在做什么。
她在系统里输入“景宏”两个字，回车。
页面弹出来的时候，她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了一秒。
景宏地产，柳河村地块开发项目，总投资六十亿元，市重点工程。申请状态：待签字。附了一份项目规划图，图上用红线标出地块范围——正好覆盖了当年柳河村的旧址。
张念盯着那行“待签字”，心里算了一下时间。签约仪式下周举行，一旦签字开工，勘验过关，那块地就要挖下去。到时候推土机一铲子下去，什么都埋了。
她正在看下一页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张念，你在查什么？”
她没回头，但她听出来了——是宋主任。宋主任叫宋国良，四十五岁，数字化中心主任，是她顶头上司。平时不怎么来扫描室，今天不知道怎么就下来了。
张念的手指在鼠标上顿了一下，然后镇定地关掉了页面。她转过身，手里拿着一摞档案，说：“做常规数字化录入，这批1956年的矿区档案要优先处理吗？”
宋主任看了她三秒。那三秒里张念觉得空气都变稠了，她不敢眨眼，脸上保持着那种下属对上级的、认真但不谄媚的表情。
“不用，”宋主任终于开口了，“按顺序来。”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咔咔咔，一步一步，不紧不慢。
张念等他走出扫描室的门，等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才慢慢地、慢慢地呼出那口气。她低头看自己的手——右手还握着那摞档案，左手放在键盘上，两只手都在微微发抖。
她拿出手机，翻到刚才那个页面，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项目概况，一张是地块红线图。然后她把手机收进口袋，继续扫描。
下午五点，张念准时打卡下班。她没骑电动车，出了单位大门往左拐，走了三百米，进了一家邮局。
邮局里没什么人，一个老大爷在寄包裹，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在交水电费。张念站在柜台前等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挂号信。
信封是棕黄色的，上面没有写寄件人，只有收件人——“柳河晚报 社会新闻部 魏建国收”。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了一份复印件。那是她从档案里拍下来的、1978年那份契约的复印件，契约上盖着“柳河村公社”的印章，印章下面的日期是1960年。
她还放了一张纸条进去。纸条上只有一行字，用左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你们报社会对1960年的‘柳河村补偿款失踪案’感兴趣。”
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把信封放到秤上，贴了邮票，扔进身后的邮袋里。张念付了钱，转身走了。
出了邮局，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天色暗下来了，路灯还没亮，整条街灰蒙蒙的。她走到一个路口，停下来，看着对面的红绿灯。红灯。绿灯。红灯。她没过去。
到家的时候快七点了。
张念掏出钥匙开门，钥匙刚插进锁孔就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她推门进去，看见父亲正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说“嗯，知道了”，然后挂断了。
“谁啊？”张念换了鞋。
“单位同事，”父亲把手机放到茶几上，“吃了吗？”
“吃了。”
她走到沙发对面坐下。电视没开，客厅里只有日光灯的白光，照得一切都显得很冷。
父亲被她的目光看得不自在，往沙发靠背上一靠，说：“你今天老看我干嘛？”
张念没回答。她说：“爸，你年轻时在柳河村工作过？”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他的手正放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那一顿很短，短到如果不是张念一直在盯着，根本不可能发现。
“都多少年了，”父亲说，“问这干嘛。”
电视没开，但客厅里那台老收音机还开着，正播着本市新闻。播音员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带着点滋滋啦啦的杂音：“景宏地产柳河村文旅项目签约仪式将于下周在柳河村举行，项目总投资六十亿元，是本市今年重点工程之一……”
张念的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看了一眼收音机，又移回来。
“随便问问。”她说。
父亲伸手关了收音机。那个动作很轻，但张念注意到他关收音机的时候，手指是按在关机键上停了一秒才松开的。
“早点睡。”父亲站起来，走进了卧室。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缝里透出一线光。
张念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她低下头，看见茶几底下压着的那张全家福——她小时候，母亲还没失踪，父亲还很年轻。照片里父亲穿着那件藏蓝色棉布外套，左胸口袋里别着钢笔，笑得露出牙齿。
她想起了昨晚“看到”的那个画面。父亲的手伸向那沓钞票，犹豫了三秒，然后揣进了口袋。
张念站起来，走进自己以前的卧室。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墙上还贴着她高中时买的明星海报，海报边角都翘起来了。母亲失踪后，她就不怎么在这屋住了，但床单还是母亲走之前换的，蓝色的，洗得发白。
她躺下去，床垫有点硬，弹簧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灯关了。
黑暗里她闭着眼睛，但脑子里的画面停不下来。煤油灯、木桌、钞票、父亲的侧脸。父亲伸手，犹豫，揣进口袋。那个动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像卡住的唱片。
她又看见了。不是回忆，是“看见”。
1956年的那个夜晚，土坯房外在下雨。雨不大，打在瓦片上沙沙沙的。屋里五个男人分完钱，散了。父亲最后一个走，他从左胸口袋里掏出那沓钞票，低头看了三秒，然后塞回去，推门出去。雨丝飘进来，打在他的脸上。
他站在门外，回头看了一眼土坯房。煤油灯的光从糊着报纸的窗户透出来，昏黄一片。
然后他走了。
张念睁开眼，枕头上湿了一片。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流的泪，也不想知道。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盯着天花板上那一小块水渍。那块水渍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停在白墙上，一动不动。
她闭上眼睛之前，脑子里最后浮现的画面是父亲的那个动作——伸向钞票，犹豫，然后揣进了口袋。
三秒。
只有三秒。
